近年來，我國脫貧攻堅事業取得顯著成效。按照當前工作進度，2020年我國絕對貧困問題將得到解決。而相對貧困作為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在我國還將長期存在。
相對貧困是指與社會平均水平相比其收入水平低到一定程度時的社會生活狀況。從世界各國發展歷程看，一個國家在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后，通常不會放棄反貧困，但是會將反貧困工作重點轉向消除相對貧困。
我國正處于并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貧富差距短時間內難以消除。通過多年努力，京、津、滬、江、浙、閩、粵、魯等8省市已沒有現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人口，但相對貧困問題仍存，個別地區甚至還較為突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都較為顯著。2020年后，所有省份都能加入這個行列，屆時反貧困工作的對象將完全轉向相對貧困。2020年后的反貧困工作，宜準確把握和主動適應扶貧形勢變化，推動反貧困工作策略適時做出調整。
在反貧困對象上，宜從絕對貧困群體轉向低收入群體。2020年后我國已無絕對貧困人口，屆時的貧困主要表現為相對貧困，反貧困工作對象主要是低收入群體。為避免概念上的混淆，2020年后反貧困的工作目標，建議不再直接把低收入群體稱之為“貧困人口”。不宜再根據貧困線劃定相對貧困人口，轉由各省確定低收入群體。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宜突出屬地原則、流入地原則，在現有的低保制度的基礎上確定低收入群體，實現低收入群體和低保對象合二為一。2017年，全國農村低保平均水平占全國農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達32%，部分省市超過了40%，用低保線劃定低收入群體是可行的。為此，宜適當修訂現有確定城鄉低保標準的原則，在保基本生活、財力可承受、動態調整等原則外，加入“平均收入低于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幅度”和“占總人口的比例”等原則，確定低收入人口數量。考慮到地方發展差距，宜允許各省（市、區）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確定低收入群體。中央制定指導性意見，對各省份各指標浮動范圍予以適當規定，各省內部原則上實行統一標準。
在反貧困目標上，宜從減少貧困人口數量轉向縮小收入差距。社會整體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是不斷提高的，但總有一部分人的收入或消費低于平均水平。在一段時間內相對貧困人口規模基本穩定，占總人口的比例也相對穩定。針對低收入群體的反貧困工作，不是要減少該群體的規模，而是增加其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狀況，減少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發展。
在反貧困方式上，宜由集中減貧轉向常規減貧。近年來，我國反貧困工作更是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規、大力度的政策舉措。這些工作很有必要、非常及時，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黨領導的政治優勢。考慮到2020年后緩解相對貧困是一項長期任務，有必要把反貧困作為長線工作、實現常規化和制度化運行，使其成為各級黨委政府的職責，和社會保障、民生建設、現代農業建設等一樣作為常規性工作予以展開。
在反貧困規模上，可按總人口數的10%左右進行控制。截至2016年底，全國有城市低保對象855.3萬戶、1480.2萬人，農村低保對象2635.3萬戶、4586.5萬人，農村特困人員救助供養496.9萬人，三者合計6563.6萬人、占總人口的比例約為6.1%。這部分人口作為社會救助對象，都應該是低收入群體。未來隨著城鄉低保水平的逐步提高，低收入群體規模可適度超過低保人口，低收入群體占總人口的比例可控制在10%左右較為合適。各省份間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存在較大差距，但都有低收入群體，同樣宜參照10%標準確定當地低收入群體。
在反貧困范圍上，重點宜由農村轉向城鄉并重。我國貧困人口多在農村，這是長期實行城鄉二元結構的產物。這些年，反貧困工作同樣存在著二元體制：農村貧困人口主要靠扶貧開發，城市貧困人口主要靠低保等社會救助，反貧困工作重點在農村，對城市貧困人口反而關注不夠。近年來，城鎮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人口增加，無法定贍養人或撫養人現象加劇，城鎮貧困有加重發生的趨勢。伴隨著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貧困現象正在從鄉村向城鎮轉移，今后生活在城鎮的貧困人口會逐步增加。2020年后，我國低收入群體的城鄉分布將發生較大變化，不宜再僅針對農村貧困人口出臺政策開展工作，而宜統籌城鄉反貧困工作、逐步實現城鄉反貧困政策一體化。
在反貧困舉措上，宜從扶貧與開發一體轉向扶貧和開發分離。時至今日，貧困人口分布發生較大改變，國家劃定的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只集中了全國50%的貧困人口；即便再加上片區外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也只集中了61%的貧困人口。由此可見，相當多貧困人口不在貧困地區，反貧困不能簡單地寄希望于貧困地區的開發；貧困地區住戶中相當多的不是貧困人口，地區開發對反貧困的貢獻顯著下降。扶貧和開發兩項職能可適當剝離、各自獨立運行。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