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贏脫貧攻堅戰后，歷史翻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新的一頁。各地開展多元化實踐探索，有哪些思路可以遵循？在已有的國內、國外發展經驗中，有哪些要點可以借鑒？近日，在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和浙江省開化縣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開化論壇上，專家學者立足不同的學科視角，暢談對鄉村振興的理解和思考。同時，20位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和青年學者發起“開化倡議”，呼吁社會學者積極投身鄉村振興研究。
“中國的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區別于其他國家，很重要的一點是發揮了國家集聚和分配資源的特性和能力。”華中師范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徐勇在主旨演講中說，農業農村的發展變遷有基于社會內在機制的自然規律，這對國家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實踐中，應遵循自然規律，合理配置資源，避免將復雜和難以處理的事實簡單化，做到“記得住鄉愁”。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鄉村振興，都是探索現代化發展中對農村、農業、農民和土地權屬的現代化改造和制度性安排。”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葉敬忠介紹，目前，該領域已形成馬克思主義理論、實體主義、新古典和新制度經濟學、后現代或后結構主義、生計框架五大理論體系，分別為鄉村振興提供總體指導、價值引領、效率保障、反思取向和底線思維。
保障糧食安全是鄉村振興的底線。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仇煥廣強調，國家整體戰略應強調食物安全，政策執行中可以糧食安全為抓手；不宜過度強調數量安全，應重視和強調保障糧食供給的能力安全，從而更好地平衡和保障水土資源相關的生態安全。在落實區域主體責任的同時，注重市場的作用，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在保障口糧絕對自給的前提下，重視貿易、投資、技術等方面的國際合作。此外，營養均衡的安全也很重要。
鄉村振興是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的全面振興，要與現代化進程“同頻共振”。“東亞的鄉村振興經驗，不僅是工業化的典范，也是協調城鄉關系的典范。”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田毅鵬以日本為例予以闡述：20世紀70年代，日本啟動“一村一品”，利用本地潛在的資本和資源進行產業構造，轉向“內化的發展”，強調村民的主動參與和過程總體的獲益；1993年提出“第六次產業”，依托產業政策推出社會政策，鼓勵就地就業，在村民受益的基礎上建立起城鄉交流的新體系，使村落再生、鄉村活力再現；1999年頒布的《新農業法》，把農業看作社會產業，是鄉村發展觀的根本性轉變。此外，以村落為依托實現文化振興，通過農協實現高度組織化，解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難題，都是值得借鑒的經驗。
鄉村治理特別是基層自治如何有效運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青年學者王亞華強調自主治理的兩項原則：受資源制度影響的大多數人都有權參與制定和修改規則，有責任人或用戶監督用戶行為和資源狀況。應激活基層運行中的集體選擇機制，建議擴大基層選擇空間，鼓勵群眾廣泛參與，全面踐行群眾路線，構建多元監督體系，善用技術力量賦能。
回歸鄉村本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國家級人才計劃青年學者盧云峰以浙江某縣的“文化禮堂”為例，介紹鄉村共同體重建，特別是鄉村文化和價值重構的五個方面：新鄉賢等精英群體返鄉，實現文化反哺，有了“人”的回歸；宗族組織、鄉賢聯誼會、紅白理事會等組織建立，實現“組織”回歸；過去的宗祠成了文化大講堂，廟宇成為老年活動中心，“活動場所”復興；廣場舞、送戲下鄉以及民間信仰活動等“活動”回歸；紅白理事會等內生組織，實現“鄉村價值”重建。
從鄉村整體發展出發，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文軍提出以鄉村社區為基本行動單元，本土資源和外部資源聯動、內生動力和外部動力聯結、社區發展和個人發展統一的“新內生發展模式”。該模式正在實踐中不斷檢驗和完善，具體從三個層面推進：行動主體層面，分別針對村民骨干、弱勢群體、全體村民賦能；資源整合層面，采取繪制“社區地圖”、規劃“未來社區”等形式，內外聯動，制定可持續發展規劃；社區整體層面，從推進文化建設、加強情感聯動和制度建設等多方面做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