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楠（左）敲鑼慶祝張莊村村企登上“扶貧板”。
王曉楠（左二）在張莊村“保險+期貨+銀行”幫扶項目啟動儀式上。
【編者按】 當金融和扶貧嫁接，會結出什么樣的果實呢？近期，電影《千頃澄碧的時代》講述了以中國證監會掛職干部“蘆靖生”為代表的年輕扶貧干部們，以“金融扶貧”模式，在蘭考大地上的扶貧故事。“蘆靖生”的原型之一——中國證監會派駐蘭考縣東壩頭鎮張莊村第一書記王曉楠參加了電影首映式。本報記者連線王曉楠，聽她講述電影背后的特色扶貧之路。
記者：同樣來自于中國證監會，同樣以第一書記的身份參與戰貧，可以說你與“蘆靖生”有著很多相似點，關于這部電影你有什么感受？
王曉楠：參加電影首映時，我注視著屏幕上與自己扶貧經歷頗為相似的“蘆靖生”，駐村4年的點點滴滴，猶如電影般在腦海中快速閃現。尤其是影片中那些干群互動的橋段，像重新識別貧困戶、修建公益超市等，都讓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勾起了我駐村扶貧的溫情回憶。另外，影片中蘭考干部一再提及的“蹲下才能看見螞蟻”，也是我駐村扶貧以來認同的原則。唯有與群眾貼得夠近、扎根鄉土夠深，真正急群眾之所急，才能與群眾擰成一股繩，最終戰勝貧窮實現鄉村振興。當然，盡管我的經歷與蘆靖生有很多相似之處，但蘆靖生的原型并非是哪個具體的人，而是奮戰在脫貧攻堅一線的駐村第一書記群像。
記者：2017年，你的孩子尚未斷奶，為什么主動請纓前往扶貧一線呢？
王曉楠：蘭考是焦裕祿同志工作過的地方，位于九曲黃河最后一道彎的張莊村，則是焦裕祿找到防風治沙方法的地方。作為開封人，我對蘭考和張莊都不陌生，從小就受到焦裕祿精神的熏陶。另外，我還是個“扶貧二代”，我父親也曾經參與過下鄉扶貧，盡職盡責，用真心換來老百姓真情。我想，正是從小耳濡目染，才讓我埋下了扶貧的種子。
后來，我離開故土到外地讀書，并于2012年入職中國證監會稽查總隊。非常巧合的是，張莊村成了證監會的定點扶貧點。2015年，單位派駐第一書記的時候，我因為計劃懷孕生子只好放棄。2017年，新一輪駐村選拔開始了，我想都沒想就報名了，那會孩子還沒斷奶。兩年任職期滿，在村民再三挽留下，我選擇繼續留村工作。我知道，我的選擇對孩子很殘忍，但我很難違背自己的內心。我一直欠孩子一聲對不起。
記者：張莊2016年已經脫貧，到一個脫貧村工作，你做了什么呢？
王曉楠：我駐村的時候，張莊雖然脫貧，但仍有貧困村民。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村民，在外打工時突然暈倒，經醫治無效身亡，留下3個年幼的孩子，這個家庭陷入困境。用人企業未盡到應盡的責任，村民又缺乏維權的渠道和能力，只好將苦水往肚子里咽。了解情況后，我第一時間從北京幫他們找了律師，幫助提供法律援助。
這件事讓我意識到，村民不僅缺乏法律意識，更缺乏依法維權的手段。于是，我邀請北京一家律所，和張莊簽訂了法律服務協議，為村民提供法律服務。另外，還與開封市祥符區西姜寨村達成合作協議，學習借鑒對方鄉村自治、法治和德治理念。駐村這幾年，我一直將鄉村法治建設作為工作重心。
記者：你大學學的金融學，在證監會也是和資本打交道。你是如何將專業所長與扶貧有機結合的呢？
王曉楠：資本市場其實是多層次的，并非與貧困鄉村完全不相干。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讀研究生時，我參加了世界銀行學院舉辦的“微型金融”研討，接觸到了“普惠金融理念”——錢要給有發展意愿的人，要輸血幫他們找到發展思路，這對我影響很深。剛到村那會，村里有一批小微企業，我瞄準“微型金融”發力，在幫助小微企業規范財務、降低創業風險、提高知名度以及融資能力上重點突破。
2018年3月，首創京都期貨有限公司在河南省的首單雞蛋“保險+期貨”項目，其中就有我們村的22戶蛋雞養殖戶，我們拿出了20萬元的保費，為養殖戶的570多噸雞蛋進行“價格兜底”。蛋雞養殖戶們規避了未來1個月雞蛋價格波動的風險：如果雞蛋價格上漲，養殖戶收入增加；如果雞蛋價格下跌，養殖戶依舊可以以兜底價售出雞蛋，所有損失、差價由保險公司賠付。
第二年，在證監會的指導下，河南省首單“保險+期貨+銀行”幫扶項目落地在張莊，通過引入郵儲銀行為農戶提供融資，在授信等服務方面給予優先支持，村民們只需要埋頭養雞生蛋，雞蛋價格下跌的風險、融資難等問題都有人管了。
2019年12月16日，在中原證券推薦下，張莊22家村辦企業組團登陸中原股權交易中心“扶貧板”，并在張莊舉行集體掛牌儀式。村民們以前只在電視上看過企業上市，證券交易所敲鑼慶祝的畫面，沒想到這個鑼也能在張莊敲響，而且敲鑼的都是本村企業，大家既自豪又激動。
這22家村辦企業涉及水產養殖、食用菌加工、教育、文化旅游等多個行業，組團成功掛牌是張莊近幾年利用資本市場為小微企業提供融資融智服務的生動寫照。下一步，我們將繼續發揮資源優勢，幫助村民開闊發展思路、引入資本活水，實現強村富民目標。
記者：張莊在發展產業方面，有哪些做法可供分享？
王曉楠：產業發展需要因地制宜，根據本地自然條件、資源條件循序漸進往前走，這是必須始終堅持的原則之一。
比如，張莊旅游業剛起步時，村里連給人拍照留念的、賣紀念品的、甚至賣礦泉水的都沒有。我心里著急，就動員村干部帶頭去賣點啥。如今，有村民用烙鐵在葫蘆上作畫；有村民一針一線納出“帶有媽媽味道”的千層底兒；也有村民手工制作香油……這些產品并非最優秀的，但確是張莊人能做到的，換句話說就是非常適合張莊。
幾年扶貧下來，我發現村企合作是夯實產業基礎要走且走得好的路。通過在市場打拼，企業對產業把握往往更加準確，當村里自我發展能力比較薄弱時，搭上企業的發展快車，可有效嫁接村里的資源，對接企業產業鏈。等有能力了，村里就可以成為產業的主導者。
記者：你覺得像張莊這樣的村，最大的發展瓶頸是什么？
王曉楠：從北京到張莊，最大的差異不是距離，不是空間，不是技術，而是觀念和思維。比如，我們張莊有著深厚的紅色文化資源，特別適合發展紅色旅游，但究竟該怎么發展呢，大家又都沒有特別好的主意。到村后，我為張莊定制了主打紅色教育主題的旅游產業，在村里建立了 “紅色培訓基地”。
其實村民并不是不聰明，只是處在相對閉塞的鄉村環境，限制了他們的眼光和見識，缺少對外部世界的敏感和認知。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這個問題的破解其實并不難。只要有合理利用信息的意識和方法即可。為此，我邀請中關村開封基地與張莊簽訂幫扶協議，從北京中關村請來30多位互聯網企業高管，為村民進行互聯網思維培訓，同時引入一家IT機構，專門培訓村民的互聯網技能，培養一批能玩轉互聯網的新時代村民。
記者：第一書記們離開以后，鄉村如何可持續發展呢？
王曉楠：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最關鍵的因素在于人。以前張莊的教育水平不行，很多年輕人中學畢業就出去打工了。我認為，要想從根本上消除貧困，必須實現人才升級。即便他們將來不留在村里，也能夠擁有更大的可選擇空間，帶動家庭、村莊發展。
這幾年，按照“扶貧先扶智，治貧先治愚”的思路，我們加大了對張莊基礎教育的投入力度。在村里建了一所親子園，接收本村和附近村莊的孩子。另外，我還向我的“娘家”提交了張莊小學建設方案，獲贈了1500萬元新建小學，去年9月已竣工投入使用。現在，張莊小學有6個教學班，共有教師16人、學生283人，每班都配有連接網絡的電子白板。
孩子們在村里讀完小學，可以去鎮里讀初中和高中。貧困戶的孩子考上大學還可以申請6000元補助。我希望通過教育，為村里的孩子們插上夢想的翅膀，飛出鄉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再帶著更好的資源和更大的能量回來建設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