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貞甫的小說《戰國紅》2019年3月出版，這部作品描寫的是兩撥駐村干部到遼西柳城村幫扶脫貧的故事，如小說封面所說，它是“一部全景式鄉村精準扶貧工作畫卷”。
“駐村工作一定要實打實、心換心。”這是書中駐村干部陳放的領導所說的一句話。三年駐村經歷需要考核，這可以督促駐村干部能做出實效，但另一方面也會導致很多干部只做見效快的表面工作。書中第一撥駐村干部將荒涼的柳城規劃成了色彩斑斕的新世界，他為柳城畫油畫、修廣場、帶領大家養豬。雖然因為瘟疫使養豬事業失敗，但他的規劃為村莊建設打下了基礎。第二撥駐村干部帶領村民創辦了糖蒜合作社、大扁杏種植合作社、發展紅色旅游、打井、引水等等。57歲的陳放帶著在遼西參加過抗聯的爺爺的革命遺愿——“遼西不富，死不瞑目”，把文字、檔案上的想法變成現實，“在柳城我感受到了一種由虛變實的獲得感。”這說明駐村干部需要有奉獻精神去干實事，同時“人民是閱卷人”，農民受益，駐村干部考核的數據才有扎實的分量。
“人是最重要的。”書名“戰國紅”本指產自遼寧的一種瑪瑙，在小說中被隱喻為駐村干部的初心和丹心，也指柳城新農民珍貴堅韌的品格。小說塑造了兩類新農村的“新人”。第一類是駐村干部，對這類人的塑造在鄉土文學史上是第一次。“新人”的出現呼應著新時代的召喚，這是文學史上新人形象塑造的規律。駐村干部這類“新人”的出現順應了扶貧脫貧工作的時勢。《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中提出要鼓勵和選派思想好、作風正、能力強、愿意為群眾服務的優秀年輕干部到貧困村工作，幫助建班子、帶隊伍、抓發展。《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也提出“健全干部駐村幫扶機制”等。小說中，柳城是“被時代遺棄的村莊”，有政治素養、工作能力和資源的駐村干部的到來為這個貧困村帶來了發展的活力。小說以全景式的書寫將駐村干部工作開展中的困難和收獲展現出來。對駐村干部的關注和書寫，是對新時期“三農”工作的支持。另一類“新人”是杏兒這樣的新型農民。杏兒堅守在柳城，與村莊“血脈相通”。她把對柳城、對愛情的思考寫成詩歌，配合駐村干部一起建設家鄉。在這期間她承辦了書屋和客棧，帶動了一批像她一樣的年輕人創業，用詩歌將柳城的特色農產品宣傳出去，并且當上了村委會主任。如書中主人公李東所說：“柳城的未來是柳城人的，能把杏兒這一茬年輕人培養起來，比上幾個項目還重要。”輸血一陣子，造血一輩子，扶貧的關鍵是“扶人”，要發現底層蘊含著諸多可能，更多地發現和培養農村“新人”。
“要加強貧困地區鄉風文明建設。”這是2015年《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提出的要求。小說貫穿著鄉村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之間、現代農村建設和古老鄉土觀念之間的矛盾。籠罩柳城的是“喇嘛咒”，即“河水斷，井哭天，壯丁鬼打墻，女眷行不遠”。柳城鵝冠山因清代建行宮時被過度砍伐麻櫟樹而導致柳城生態被徹底破壞，水質惡化。因此柳城河床干涸、土地荒涼，女性因水質問題出現腿病。這個咒語是守山喇嘛在開采前的預言，柳城之后發生的一切應驗了這個咒語，因此村民深信不疑。一旦相信這就是柳城的命運，世代生于斯長于斯的村民便沒有想過要破除這個咒語，也因此“不思進取”，任由骨病、懶病、賭病蔓延。恰是外來的駐村干部對鵝冠山的生態恢復和紅色旅游開發、水質檢驗等將其破除。另外，村莊的開發為村民提供了就業機會，治療了柳城的懶病和賭病，使柳城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變化。可見，鄉風文明的建設不只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還有對糟粕文化的剔除，并且要利用好物質和精神相互轉化這個辯證法。
鄉土文學是中國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鄉土文學的譜系中，除了以階級斗爭為主線的激進現實主義、以苦難敘事為主的底層書寫之外，還有以鄉村的建設成就和深刻變化來呼應主旋律感召的“積極的現實主義”的書寫類型。《戰國紅》等近幾年出現的鄉村敘事便是這一類型。這些作品產生于“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時代背景中，接續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積極的現實主義”的鄉村敘事脈絡。本書抓住了“三農”工作中精準扶貧這一契機，既用文藝的形式塑造了兩類新時代的“新人”，也全景式呈現出精準扶貧中的困難和成就，這是文藝的形式對新時期“三農”工作的積極參與和介入。反過來，新時代需要新作品，“三農”工作也需要文藝作品的記錄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