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1952年出生于陜西省商洛市丹鳳縣棣花鎮，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1975年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原副主席、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西安市文聯主席、《延河》《美文》雜志主編。出版作品有《賈平凹文集》24卷，代表作有《廢都》《秦腔》《古爐》《高興》《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長篇小說18部。中短篇小說《黒氏》《美穴地》《五魁》及散文《丑石》《商州三錄》《天氣》等。作品曾獲得國家級文學獎五次，即“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散文（集）獎”；并獲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法國“費米娜文學獎”，中國香港“紅樓夢·世界華人長篇小說獎”，首屆北京大學“世界華文文學獎”，法國“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作品被翻譯出版為英語、法語、瑞典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德語、俄語、日語、韓語等30多個語種，并被改編為電影、電視、話劇、戲劇等20余種。
賈平凹部分作品封面。
至今，我的胃仍然是洋芋糊湯的記憶，
我的口音仍然是秦嶺南坡的腔調。
商洛也愛我，
它讓我幾十年都在寫它，
它容忍我從各個角度去寫它，
素材是那么豐富，
胸懷是那么寬闊。
人人都說故鄉好。我也這么說，而且無論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說起商洛，我都是兩眼放光。這不僅出自于生命的本能，更是我文學立身的全部。
尋找商州
1980年，我的創作出現了問題，既不愿意跟著當時風行的東西走，又不知道自己該寫什么，怎么去寫，著實是苦悶彷徨。去了一趟古城郊外的霍去病墓，看到了漢代的一批石雕，寫下了《“臥虎”說》，短短的一個文章，整理自己的思緒，然后就返回故鄉。
那時我對城市還存在著一定的抵觸，心里不暢了，喜歡回故鄉。在故鄉待了一些日子，鄉下的生活喚起了我小時記憶，我醒悟到我的創作一直沒根，總是隨波逐流，像個流寇，別人寫傷痕類的作品，我也寫，而我寫這類作品，體證并不深刻，別人寫知青，而我又是回鄉青年，我得有我的根據地呀，于是萌生了寫故鄉人事的想法。此后，我開始有意識地回故鄉采風，其中最大的兩次，分別以當時還在商洛工作的朋友為伴，把商洛地區7個縣主要村鎮走了一遍。那兩次大行動，使我特興奮，白天走村串寨，晚上就整理筆記，飯時遇見什么吃什么，天黑哪兒能住就住哪兒。從村鎮回到縣城，想方設法借地方志看。以前僅知道商洛地區是秦頭楚尾，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交匯處，經過采風，才知道這里的歷史文化，時代變化，以及風土人情是那樣的豐厚和有特點，它足夠我寫一輩子。
現在回想起來，那幾次回商洛，夯實了我創作的基礎。但那幾次回商洛對我的身體卻造成了傷害，身上有了虱子倒無所謂，每次回到西安，一進門老婆就讓脫下全部衣服用滾水去燙，而讓我痛苦的是染病。疥瘡是在一個鄉上染的，那里才發過一次大水，天又淋雨不停，我投宿的小旅舍被褥潮得厲害，睡到半夜又穿起衣服再睡，結果染了疥瘡。
我終于結束了我創作上的流寇主義，開始有了“根據地”。我大量地寫商洛的故事，那時為了不對號入座，避開商洛這個字眼，采用了古時這塊地方的名字：商州。于是《商州初錄》以及商州系列作品就接二連三發表了。隨著商州系列作品產生了影響，我才一步步自覺起來，便長期堅守兩塊陣地，一是商州，一是西安，從西安的角度看商州，從商州的角度看西安，以這兩個角度看中國，而一直寫到了現在。
在我的鄉間
散文《丑石》一定程度上寫的是我自己。年輕時自覺貌丑，身體又柔弱，以致成名后的一次下鄉，好多人初見，頓生懷疑，以為我是冒名頂替的騙子。有人想唾想罵扭了胳膊交送到公安機關去。當經介紹，當然他是尷尬，我更拘束，扯談起來，仍然是因我面紅耳赤，口舌木訥，他又將對我的敬意收回去了。
娘生我的時候，上邊是有一個哥哥，但出生不久就死了。陰陽先生說，我家那面土坑是不宜孩子成活的，生十個八個也會要死的，娘便懷了我在第十月的日子，借居到很遠的一個地方的人家生的。于是我生下來，就“男占女位”，穿花衣服，留黃辮撮，如一根三月的蒜苗。家鄉的風俗，孩子難保，要認一個干爹，第二天一早，家人抱著出門，遇張三便張三，遇李四就李四，遇雞遇狗雞狗也便算作干爹。沒想我的干爸竟是一位舊時的私塾先生，家里有一本《康熙字典》，知道之乎者也，能寫銘旌。
我們的家庭很窮，人卻旺，父輩為四，我們有十，再加七個姐妹，亂哄哄在一個補了7個銅釘的大環鍋里攪勺把，1960年分家時，人口是22個。在那么個貧困年代，大家庭里，斗嘴吵架是少不了的，又都為吃。賈母享有無上權力，四個嬸娘（包括我娘）形成四個母系，大凡好吃好喝的，各自霸占，搶勺奪鏟，吃在碗里盯著鍋里，添兩桶水熬成的稀飯里煮碗黃豆，那黃豆在第一遍盛飯中就被撈得一顆不剩。這是和當時公社一樣多弊病多窮困的家庭，它的崩潰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父親是一個教師，由小學到高中，他的一生是在由這個學校到那個學校的來回變動中度過的。世事洞明，多少有些迂，對自己，對孩子極其刻苦，對來客卻傾囊招待，家里的好吃好喝幾乎全讓外人享用了，以致在我后來做了作家，每每作品的目錄刊登于報紙上，或某某次赴京參加某某會議，他的周圍人就向他道賀，討要請客，他必是少則一斤糖一條煙，大到擺一場酒席。家鄉的酒風極盛，一次酒席可喝到十幾斤幾十斤水酒，結果笑罵哭鬧，顛三倒四，將三個五個醉得撂倒，方說出一句話來：今日是喝夠了！
這種逢年過節人皆撂倒的酒風，我是自小就反感的。我不喜歡人多，老是感到孤獨，每坐于我家堂屋那高高的石條石階上，看著遠遠的疙瘩寨子山頂的白云，就止不住怦怦心跳，不知道那云是什么，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一只很大的鷹在空中盤旋，這飛物是不是也同我一樣沒有一個比翼的同伴呢？我常常到村口的荷花塘去，看那藍瑩瑩的長有艷紅尾巴的蜻蜓無聲地站在荷葉上，我對這美麗的生靈充滿了愛欲，喜歡它那種可人的又悄沒聲息的樣子，用手把它捏住了，那藍翅就一陣打閃，可憐地掙扎，我立即就放了它，同時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茫然。
這種秉性在我上學以后，愈是嚴重，我的學習成績是非常好的，老師和家長卻一直擔心我的“生活不活躍”。我很瘦，有一張稀飯灌得很大的肚子，黑細細的脖子似乎老承負不起那顆大腦袋，我讀書中的“小蘿卜頭”，老覺得那是我自己。后來，我愛上出走，背了背簍去山里打柴、割草，為豬采糠，每一個陌生的山岔使我害怕又使我極大滿足。商州的山岔一處是一處新境，豐富和美麗令我無法形容，如何突然之間在崖壁上生出一朵山花，鮮艷奪目，我就坐下來久久看個不夠。偶爾空谷里走過一位和我年齡差不多的甚至還小的女孩兒，那眼睛十分生亮，我總感覺那周身有一圈光暈，輕輕地在心里叫人家是“姐姐！”盼望她能來拉我的手，撫我的頭發，然后長長久久地在這里住下去，這天夜里，十有八九我又會在夢里遇見她的。
當我讀完小學，告別了那墻壁上端畫滿許多山水、神鬼、人物的古廟教室。我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初中后，便又開始了更孤獨更困頓更枯燥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吃不飽，一下課就拿著比腦袋還大的瓷碗去排隊打飯。這期間，祖母和外祖母已經去世，沒有人再偏護我的過錯和死拗，村里又死去了許多極熟識的人，班里的干部子弟且皆高傲，在衣著上、吃食上以及大大小小的文體之類的事情上，用一種鄙夷的目光視我。農家的孩子愿意和我同行，但爬高上低魔王一樣瘋狂使我并不認同，且他們因我孱弱，打籃球從不給我傳球，拔河從不讓我入伙，而冬天的課間休息在陽光斜照的墻根下“搖鈴”取暖，我是每次少不了被作“鈴胡兒”的噩運。那時候，操場的一角呆坐著一個羞怯怯的見人走來又慌亂瞧一窩螞蟻運行的孩子，那就是我。我喜歡在河堤堰上抓一堆沙窩里的落葉燃起篝火，那煙絲絲縷縷升起來可愛，那火活活騰起來可愛。
我的眼里噙滿了淚水。
我盼望著文化革命快些結束，盼望當教師的父親從單位回來，盼望哪一日再能有個讀書的學校，我一定會在考場上取得優異的成績。一出考場使所有的孩子和等在考場外的孩子的父母對我有一個小小的嫉妒。然而，我的母親這年病犯了，她患得脅子縫疼，疼起來頭頂在炕上像犁地一樣。一種不祥的陰影時時壓在我的心上，我們弟妹淚流滿面地去請醫生，在鐵勺里燒焦蓖麻油辣子水給母親喝。當母親身子已經虛弱得風能吹倒之時，我和弟弟到水田去撈水蝸牛，撈出半籠，在熱水中煮了，用錐子剜出那豆大一粗白肉。我們在一個夜里關了院門，圍捕一只跑到院里的野貓。當弟弟將貓肉在鍋里燉好了端來吃，我竟聞也不敢聞了。到了秋天，更不幸的事情發生了，父親，忠厚而嚴厲過分的教師，竟被誣陷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而開除公職遣回家來勞動改造了。
這一打擊，使我們家從此在政治上、經濟上沒于黑暗的深淵，我幾乎要流浪天涯去討飯。父親遣回的那天，我正在山上鋤草，看見山下的路上有兩個背槍的人帶著一個人到公社大院去，那人我立即認出是父親。生產隊一起鋤草的婦女把我抱住，緊張地說：“是你老子，你快回去看看！”我永遠記著那一張張恐懼得要死的面孔。我跑回家來，父親已經回來了，遍身鱗傷地睡在炕上，一見我，一把攬住，嚎聲哭道：“我將我兒害了！我害了我兒啊！”父親從來沒有哭過，他哭起來異常怕人，我腦子里嗡嗡直響，什么也看不見，什么也聽不見。
家庭的敗落，使本來就孱弱的我越發孱弱。更沒有了朋友，別人不到我家里，我也不敢到別人家去。那是整整兩年多時間，直至父親平反后，我覺得我是長大了，懂得世態炎涼，明曉了人情世故。我唯一的愿望是能多給家里掙些工分，搞些可吃的東西。在外回家，手里是不空過的，有一把柴禾撿起來夾在胳膊下，有一棵野菜拔下裝在口袋里。我還曾經在一個草窩里撿過一顆雞蛋，如獲至寶拿回家高興了半天。那時間能安我心的，就是那一條板的閑書了。這是我收集來的，用條板整整齊齊放在樓頂上的。勞動回來就爬上去讀，勞動了，就抽掉去樓上的梯子。父親瞧我這樣，就要轉過身去悄悄抹淚。
忘不了的，是那年冬天，我突然愛上村里一個姑娘，她長得極黑，但眉眼里面楚楚動人。我也說不清為什么就愛她，但一見到她就心情愉快，不見到她就蔫得霜殺一樣。她家門口有一株桑椹樹，常常假裝看桑椹，偷眼瞧她在家沒有。但這愛情，幾乎是單相思，我并不知道她愛我不愛，只覺得真能被她愛，那是我的幸福，我能愛別人，那我也是同樣幸福。我盼望能有一天，讓我來承擔為其雙親送終，讓我來負擔她們全家七八口人的吃喝，總之，能為她出力，即使變一只為她家捕鼠的貓看家的狗也無尚歡愉！但我不敢將這心思告訴她，因為轉彎抹角她還算作是我門里的親戚，她老老實實該叫我為“叔”，再者，家庭的陰影壓迫著我，我豈能說破一句話出來？我偷偷地在心里養育這份情愛，一直到了她出嫁于別人了，我才停止了每晚在她家門前溜達的習慣。
19歲的4月的最末的一天，我離開了商山，走出了秦嶺，到了西安城南的西北大學求學。這是我人生中最翻天覆地的一次突變，從此由一個農民搖身一變成城里人，城里的生活令我神往，我知道我今生要干些什么事情，必須先得到城里去。但是，等待著我的城里的生活又將是個什么樣呢？人那么多的世界有我立腳的地方嗎？能使我從此再不感到孤獨和寂寞嗎？
這一切皆是一個謎！但我還是走了，看著年老多病的父母送我到車站，淚水婆娑地叮嚀這叮嚀那，我轉過頭去一陣迅跑，眼淚也兩顆三顆地掉了下來。
我的故鄉是商洛
商洛雖然是山區，站在這里，北京很偏遠，上海很偏遠。雖然比較貧窮，山和水以及陽光空氣卻純凈充裕。
我總覺得，云是地的呼吸所形成的，人是從地縫里冒出的氣。商洛在秦之頭、楚之尾，秦嶺上空的鳥是丹江里的魚穿上了羽毛，丹江里的魚是秦嶺上空的脫了羽毛的鳥，它們是天地間最自在的。我就是從這塊地里冒出來的一股氣，幻變著形態和色彩。
所以，我的人生觀并不認為人到世上是來受苦的。如果是來受苦的，為什么世上的人口那么多，每一個人活著又不愿死去？人的一生是愛的圓滿，起源于父母的愛，然后在世上受到太陽的光照、水的滋潤、食物的供養，而同時傳播和轉化。這也就是之所以每個人的天性里都有音樂、繪畫、文學的才情的原因。正如哲人說過，當你看到一朵花而喜愛的時候，其實這朵花更喜歡你。人世上為什么還有爭斗、傷害、嫉恨、恐懼，是人來得太多、空間太少而產生的貪婪。也基于此，我們常說死亡是死者帶走了一份病毒和疼痛，還活著的人應該感激他。
我愛商洛，覺得這里的山水草木、飛禽走獸沒有不可親的。在長達數十年的歲月中，商洛人去西安見我，我從來好煙好茶好臉好心地相待，不敢一絲怠慢，商洛人讓我辦事，我總是滿口應允，四蹄跑著盡力而為。至今，我的胃仍然是洋芋糊湯的記憶，我的口音仍然是秦嶺南坡的腔調。商洛也愛我，它讓我幾十年都在寫它，它容忍我從各個角度去寫它，素材是那么豐富，胸懷是那么寬闊。凡是我有了一點成績，是商洛最先鼓掌，一旦我受到挫敗，是商洛總能給予慰藉。
我是商洛的一棵草木、一塊石頭、一只鳥、一只兔、一個蘿卜、一個紅薯，是商洛的品種，是商洛制造。
我在商洛生活了十九年后去的西安，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三次大規模地游歷了各縣，幾乎走遍了所有大小的村鎮，此后的幾十年，每年仍十多次往返不斷。自從去了西安，有了西安的角度，我更了解和理解了商洛，而始終站在商洛這個點上，去觀察和認知著中國。這就是我人生的秘密，也就是我文學的秘密。
至今我寫下千萬文字，每一部作品里都有商洛的影子和痕跡。早年的《山地筆記》，后來的《商州三錄》《浮躁》，再后來的《廢都》《妊娠》《高老莊》《懷念狼》，以及《秦腔》《高興》《古爐》《帶燈》和《老生》，那都是文學的商洛。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原型有的就是商洛記錄，也有原型不是商洛的，但熟悉商洛的人，都能從作品里讀到商洛的某地山水物產風俗、人物的神氣方言。
我已經無法擺脫商洛，如同無法不呼吸一樣，如同羊不能沒有膻味一樣。
鳳樓常近日，鶴夢不離云。
我是欣賞榮格的話：文學的根本是表達集體無意識。我也欣賞生生不息這四個字。如果在生活里尋找到、能準確抓住集體無意識，這是我寫作中最難最苦最用力的事。
而在面對了原始具象，要把它寫出來時，不能寫得太熟太滑，如何求生求澀，這又是我萬般警覺和小心的事。遺憾的是這兩個方面我都做得不夠好。
人的一生實在是太短了，干不了幾件事。當我選擇了寫作，就退化了別的生存功能，雖不敢懈怠，但自知器格簡陋、才質單薄，無法達到我向往的境界，無法完成我追求的作品。別人或許是在建造豪宅，我只是經營農家四合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