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入海流，真是遼闊啊！今天來到這里，黃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我心里也踏實了。”2021年10月20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入海口憑欄遠眺。
黃河，在中國北方大陸上輾轉奔流萬里入海，串起完整而廣闊的地理單元，也串起了煌煌五千年華夏文明。
農耕時代，大地理深刻影響著大歷史，什么樣的地理就孕育什么樣的食物起源，什么樣的食源又養育什么樣的文明。圍繞食物與生存，人類演繹了多少愛與恨、戰與和、統與分的歷史大劇，水患不斷的黃河就是最深切的見證。
糧食與食物，是歷史最深層的決定者。
它是饑饉歲月比天還大的命、被蕓蕓眾生膜拜的神，也可能是豐裕年代“陳陳相因”的“太倉之粟”；它從具象上看，是每個人一日三餐端著的飯碗，抽象說，是經濟、政治、社會的本能邏輯；它是一種物質，但也可以歸于精神；它塑造著民族集體人格，影響著王朝榮辱興衰，它是華夏民族的文化圖騰。
“‘洪范八政，食為政首。’我國是個人口眾多的大國，解決好吃飯問題始終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如果在吃飯問題上被‘卡脖子’，就會一劍封喉。”……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糧食安全問題上句句箴言、字字深重。
理念引領航向，奮斗貢獻碩果。
深秋時節，山河染金。農業農村部傳來消息，今年秋糧增產已成定局，全年糧食產量將再創歷史新高，連續7年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即將實現“十八連豐”。
復興之路中國糧。在這個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中華民族向著第二個百年目標奮進的特殊年份，這第十八個豐收年，意義更加深遠，重量更勝千鈞。
一部糧食史，就是一部民族興衰史
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糧食的影子無處不在，它潛于王朝起落的青蘋之末，它伏為制度變遷的草蛇灰線，它隱在厚厚史冊的字里行間
古老的歐亞大陸中，歐洲歷史更多是國家林立，而中國卻以“大一統”為常態。有學者認為，這種差異的背后是地理與文明的激蕩，黃河泛濫多災，需要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水患時協同上下游治水，遇災年調配糧食互相救濟。
糧食曾是黃河流域諸侯關系的重要制衡。即便有“秦晉之好”，秦穆公與晉文公這對翁婿，也曾在饑荒年份因糧食而開戰。齊桓公九合諸侯，著名的“葵丘會盟”，一條重要內容，就是共同約定：不準把水災引向別國，不準趁別國災荒而阻礙谷米流通。
再也沒有比糧食更特殊、更復雜的存在了。它身上牢牢附著了太多的外在，稻粱菽麥就縮影著一個世界。
糧食是農耕社會經濟政策、政治制度的深厚背景和策源要素，連兵役制的細節也寫在糧食生產周期律里。漢代全國皆兵，壯丁從23歲開始，三年服一次兵役。為什么從23歲開始呢？就是因為漢代男子20歲成丁受田，而當時的農業生產力水平，“三年耕”才有“一年之蓄”，農民耕種三年，攢下一年余糧養家，就可以放心去為國家服兵役。
封建王朝的統治征伐、權力角逐，其標的物表面上是地盤、城池，實際上則是對土地、人口的控制，本質上都是對糧食、財富的爭奪，甚至其爭奪本身都要靠糧食來支撐，因為要“糧草先行”。
更深刻的現實是，越是社會動蕩，糧食就越重要，所謂得糧食者得天下。
王朝興衰、政權更迭的外因可以有很多，但其中的共性，也可以說是根本原因，往往在于吃飯問題。
《管子》中記載，管仲向齊桓公獻策，先是重金購買魯國絲綢，于是魯國人紛紛不種糧食，改種桑養蠶。一兩年后，齊國下令禁用魯國絲綢，同時禁止糧食出口，魯國人這才急忙去務農種糧，但“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齊國就這樣用糧食收服了魯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齊紈魯縞”故事。
同樣的故事還有“買鹿制楚”“買狐降代”，套路都一樣，先高價收購活鹿、狐皮，讓他國荒廢農耕，再祭起糧食武器，迫其臣服。
管仲導演了可能是世界史上最早的糧食貿易戰。“國以民為根，民以谷為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道理便是如此。
糧食也決定著地球人口的飆升與驟降，見證著人類族群的大遷徙。
氣象學家竺可楨有一個關于中國五千年氣溫變化定量水平的經典模型，被稱為“竺可楨曲線”。依據這個曲線可知，中國氣象史上有四次小冰河時期。除了商周之際第一次小冰河時期沒有人口數據外，后三次在漢晉之際、唐宋之交、明清之匯，漢民族的人口都出現了斷崖式銳減。
而如果把“竺可楨曲線”與“胡煥庸線”或者“十五英寸等雨線”參照來看，歷史上這些人口銳減，固然是饑荒、瘟疫、戰亂疊加而成，但起點都是因為氣候突變等因素導致農業大潰敗，從而引發激烈的資源爭奪，根子上都是食物與生存問題。
實際上，豐收不僅是盛世的成果，更是盛世的成因；而饑荒不加控制則往往成為亂世的先兆，更成為亂世的祭文。
闖關東、走西口，這些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人口大遷徙，都是源于糧食。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養不活人，只好拖家帶口離開故土。
馬鈴薯曾經讓愛爾蘭人口翻倍增長，但也在1845年因為馬鈴薯絕收，而導致大饑荒，上百萬人餓死，還有上百萬人，逃荒到美洲、澳洲。
從古數到今，一部糧食史，就是一部民族興衰史。成也糧食，敗也糧食。這就是歷史告訴我們的真諦。
復興之路，糧食砝碼有多重
進入現代社會，糧食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直接作用好似降低了，但實際只是從臺前走向幕后，而且因疊加了多種因素、增加了多重屬性，從而在更深層面上影響著歷史
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徹底解決了歷朝歷代始終解決不了的饑餓問題。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目標，正在向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第二個百年目標奮進。
經過百年的奮爭與求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離我們從未如此之近。行進在復興大道上，一路征塵，一路砥礪，須臾也離不開的糧食，這只歷史的砝碼，它到底有多重？
有人也許說，后農耕時代，糧食已經不是唯一重要的問題了。的確，糧食在經濟財富中占的比重降到了有史以來的低點。饑餓，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已成了永遠的過去式。但這始終改變不了一個事實，“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這是大實話，也是硬道理。
糧食是前置條件，是底線原則。什么是前置？就是沒有它，其它都會沒，是一失萬無。什么是底線？就是越過這條線，就是萬丈深淵，是萬劫不復。
糧食是飯碗，也是信心；不但要有，還得讓公眾知道有、相信有。
貨架不怕空，人心怕空。貨架的糧食滿滿當當，人們心里有底，反而可以不買；越是貨架空卻越是要買、要馬上買、要囤積性地買，這就是人們對食物的心理。到了關鍵時刻，別說糧食不夠，哪怕僅僅是運輸鏈沒跟上，也有可能引發市場動蕩、人心浮動和社會不穩。
在現代社會，糧食同樣也是一種商品，而且糧價是百價之母，糧價的波動會像漣漪一樣擴散，在不同層面帶動價格波動，疊加影響著經濟秩序。
糧食同時具有金融屬性，市場聯動、多空過招，現代金融工具的運用又進一步放大了糧食的影響力，極端時甚至可能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金融安全、政局穩定。
21世紀初的那波糧價動蕩，就深刻展現了這樣的威力。2007年全球糧價暴漲，而與此同時，世界上最大的糧食投機家聚集在華爾街，期貨買家持有美國玉米、大豆和小麥總產值的一半。由此帶來煽動性悲觀預期和恐慌性購買，又進一步加劇了糧價的漲幅。危機嚴重時，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喬塞特·希蘭公布數據稱，平均每天約有2.5萬人直接或間接死于饑餓。
中美洲最貧困的國家之一——海地，實行“自由貿易”，大量種植出口經濟作物，本國傳統農業被摧毀，靠補貼廉價購買國際糧食。但在這場全球性糧食價格危機中，人們甚至不得不靠泥巴做的“黃油泥餅”充饑，以致引發2008年的民眾暴動，最終海地總理被罷黜。
糧食，正成為全球博弈的重要工具。
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糧食因惡劣天氣減產，于是在國際糧食市場大量購買糧食，這直接導致世界糧食庫存銳減、價格飆升，演化成世界嚴重糧食危機。
2020年疫情期間，18個國家“捂緊糧袋子”，紛紛限制糧食等農產品出口，全球供應鏈受到沖擊，一度引發恐慌，造成價格大幅波動。
事實表明，在國家利益與安全面前，所謂國際流通、自由市場、全球配置，都已退居次位。
“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回過頭再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糧食安全，用心何其良苦、視野何其宏大、思慮何其深遠！
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必然要負有大國義務。對中國這樣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解決好本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就是對世界穩定最大的貢獻，就是大國擔當最好的詮釋。
中國飯碗，裝的中國糧夠不夠
雖然近幾十年我們有幸沒有經歷過饑荒，但有備方能無患，上天不會眷顧一個沒準備好的人，國家民族也是這樣。常將有日思無日，才能遇到荒年心不驚
仔細想來，今天的社會很少有像糧食這樣的東西，不同人群對它的評價如此割裂。
很多人對糧食有一種深入骨髓的匱乏感、一種刻進潛意識的危機感。作家劉恒在《狗日的糧食》里，如笑如罵、且哭且痛地道出了一代人對糧食的執念。
而對另一部分人，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出生的新生代來說，這樣的悲喜并不相通。在他們眼里，糧食就像水和空氣，當然重要，但好像到處都有、一直會有、理所當然就有。
的確，這一代人的成長背景中，我們國家的糧食總體是穩定的、自足的，但這就是供求關系的常態嗎？當然不是。
惟愿蒼生都飽暖無憂，惟愿人們的眼神永遠沒有匱乏、沒有焦慮，但這一切的前提，恰恰是要清醒地認識我國糧食安全的基本面，始終把糧食生產這根弦繃得很緊、很緊。
今年糧食產量再創新高，連續7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但從客觀來看，我國糧食供求關系上有四個基本面是長期存在，這就決定了緊平衡也將是一個長期態勢。
這四個基本面就是，糧食生產與生態保護的矛盾、與資源約束的矛盾、與需求升級的矛盾、與產業外部競爭的矛盾。
十八大以來，中國進入建設生態文明新階段，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也向世界承諾，2030年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例如，化肥、農藥曾為糧食單產提高立下汗馬功勞，當前實施“零增長”，如何做到減“肥”減“藥”不減產？既要追求生產效益，又要考慮生態成本，這是新階段糧食生產的基本面。
過去十年，我國耕地面積減少了1.13億畝。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包括鄉村內部基礎建設補短板，耕地壓力將不可避免。水資源同樣如此，河北小麥主產區的優質良田，因為地下“漏斗區”而調整結構，改種需水量小的作物。從未來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趨緊將是糧食生產一個長期的、不可逆轉的基本面。
城鎮化率提高、生活水平提升，都催生著消費需求的升級。農業不但要保數量，還要保質量、保多樣；不但要保口糧，還要面向肉蛋奶需求，保證足夠的畜牧飼料用糧，這也給農業內部帶來一場“內卷”。因此，雖然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早已遠超國際公認的安全線，但糧食總需求量還處于上行通道。
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工業品的消費本質上講可以無限擴張，但農產品特別是糧食消費有限，一產的產值有天花板，比較效益難以提高。一個勞動力的無差別勞動時間，是用來種糧食，還是當個快遞小哥；一百萬資本，是投入到大田種水稻，還是在城市開個餐館，效益差距不言而喻。農業特別是糧食，與產業外部的要素競爭是全方位的，而且將長期處于劣勢。
除了這些趨勢性的基本面，近年來還有兩個特殊點影響著糧食安全，需要引起注意。
一個是災情。今年氣象災害頻頻，河南、山西先后遭遇嚴重水災，收獲季節部分秋糧主產區又秋雨綿綿。據專家分析，近年來我國雨線在局部地區出現北移跡象，這種變化將造成氣候上的不穩定性，帶來一輪新的糧食生產習慣與氣候特點重新適配的過程。
一個是世情。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圍內還在持續，對世界糧食供需關系的影響還遠沒有結束；而隨著國際政經形勢的復雜化，糧食越來越有可能成為國際博弈中的戰略武器。這些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和妥善應對。
糧安重任，黨政同責一起扛
任憑風浪起，我有壓艙石。糧食安全黨與政要同擔責、“一把手”要負主責，這是對糧食安全“國之大者”地位的彰顯，是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重農抓糧理念的踐行
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化，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端穩中國飯碗，更是在于黨的堅強領導。
“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三農’基礎是應變局、開新局的‘壓艙石’。”去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出席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會上提出一系列重要論述，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掌舵定航、指引方向。
在糧食安全上，總書記明確指出：“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扛起糧食安全的政治責任，實行黨政同責，‘米袋子’省長要負責，書記也要負責。”
這是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實施的“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基礎上的進一步升格；是在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安全生產等已明確黨政同責的范圍上的進一步擴大；是中國式糧食高質量發展道路的進一步夯實。
一年來，中央農辦、農業農村系統和各地黨委政府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制定地方黨政領導干部糧食安全責任制的規定，切實扛起糧食安全的責任。
今年以來，總書記還三次實地察看糧食長勢，對糧食生產念茲在茲、殷切叮嚀。
5月，在河南省淅川縣考察途中臨時下車走進麥田，看到豐收在望，總書記說，夏糧豐收了，全年經濟就托底了。
9月，在陜西省米脂縣高西溝村，總書記走進田間地頭與村民親切交談。他拿起一穗糜子觀察，又輕輕捏了捏玉米棒，詳細詢問玉米能不能澆上水、什么時候收割。
10月，在山東省東營市黃河口，總書記走進田里，彎下腰來摘了一個豆莢，剝出一粒大豆，放在口中細細咀嚼。他指出：“18億畝耕地紅線要守住，5億畝鹽堿地也要充分開發利用。如果耐鹽堿作物發展起來，對保障中國糧倉、中國飯碗將起到重要作用。”
種子和耕地是糧食生產最重要的物質基礎，解決好這兩個要害問題，大力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對糧食穩產增產意義重大。
當前，高標準農田建設正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離今年建設1億畝的目標已經越來越近。對于黑土地這個“耕地中的大熊貓”，各地也拿出實打實的措施。吉林投入財政資金超10億元，對2800萬畝黑土地采取保護性耕作。
種子作為農業科技的密集載體，則是關鍵的突破點和潛力點。目前，農業農村部正在按照“一年開好頭、三年打基礎、五年見成效、十年實現重大突破”的總體安排，全力以赴推進種業振興，一步一個腳印打好種業翻身仗。
不過也要看到，站在今天這個高起點上，單一品種改寫產量歷史的科技神話難以復制。但即便這樣，也要舍得下笨功夫，從每一個新品種中獲得微小提高，從配套技術的精細銜接中減少損耗，加起來爭取量的提升。
糧食安全固然是產出來的，但把產出來的糧食更好物盡其用，則是要在糧食供應鏈各個環節強化糧食安全。
今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親自倡議召開的國際糧食減損大會在山東濟南舉辦，向世界發出中國“糧”言。
前不久，中辦、國辦印發《糧食節約行動方案》，從生產、儲存、運輸、加工、消費等各個環節提出要求。農業農村部在收獲時節召開視頻會推進糧食作物機收減損，努力讓每一粒米、每一顆麥和它所承澤的陽光雨露都不被辜負。
惜糧惜物既是現實行為，同時又是情感依戀、道德規范、文化內核。“光盤行動”既是為了節約糧食、反對浪費，也是對人與自然關系、人與其他物種關系的重新審視；是對靡費物力、索求無度的價值矯正；是對儉以養德、積善有余的弘揚推崇。
“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這是中國人的智慧，也是中國人的哲學。
兩個“輔之”，“國之大者”在落實
“輔之以利，輔之以義”是圍繞總書記糧安大略，在實現途徑、保障機制上的健全與深化，從三農內外部環境、資源要素配置方式、區域關系協調等方面作出創新性探索
糧食安全這根弦要繃得很緊、很緊，糧食生產年年要抓緊。總書記的囑咐語重心長。
在黨言黨，在農為農。落實好總書記的深重囑托，從講政治的高度，把“國之大者”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在干上，不僅是堅持“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的思想自覺，是堅定不移落實政治“三力”的行動自覺，也是旗幟鮮明做到“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
今年年初，農業農村部就立下“軍令狀”，全年糧食產量務必確保在1.3萬億斤以上，力爭做到穩口糧、穩大豆、增玉米。
這一年，從春耕春管到“三夏”大忙，從秋糧顆粒歸倉到當前正在壓茬推進的秋冬種，農業農村部實施了五大行動，按照一個品種一個品種、一個區域一個區域、一個季節一個季節、一個環節一個環節抓緊抓實的要求，克服澇災、陰雨等多種不利因素，全力奪取全年糧食豐收。可以說，這個豐收年是奮斗出來的，是沉甸甸、響當當的。
這一年，圍繞總書記糧安大略進一步謀劃實現途徑，在確保糧食安全的保障機制上探索了“輔之以利、輔之以義”的新思路、新舉措，有力調動了種糧抓糧的積極性。
“輔之以利、輔之以義。”這八個字暗含了誰為主、誰為輔的認識問題。糧食安全的主體是種糧農民，外部的一切政策措施、資源投入，最終都要作用于農民，通過農民來實現糧食生產的穩定，農民始終是糧食安全的主要貢獻者。
這八個字也解答了種糧內在驅動力與外在牽引力從何而來的實踐問題。從利與義兩個方面去回答“怎樣輔助”，用市場與政府兩只手去調控對沖糧食產業的要素流出，在產區與銷區兩者關系上去定責分利、理順分工。
何謂“輔之以利”？核心要義就是，讓種糧農民有錢掙，思路是“政策保本、經營增效”。
這些年來，種糧效益仍在下滑，這種狀態如果得不到解決，種糧積極性就很難保證。今年以來，國家制定出臺了一系列支持糧食發展的政策措施，包括秈稻和小麥最低收購價在去年每斤提高1分錢的基礎上，今年繼續提高1分錢。另外，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政策也繼續保持穩定。
農業補貼是國際慣例，目前我國補貼在世界上還處于偏低水平。當然在補貼結構上，“黃箱”政策的提高空間有限，但我們可以在擴大“綠箱”潛力上做文章。比如甘肅省從幾年前開始引導小農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開展地方優勢特色農產品保險，取得良好成效，獲得中央財政支持。
用政策補貼的方式讓種糧農民至少實現保本微利；同時，發揮市場力量，讓農民從現代經營方式的變革上獲得更大增效。以早稻為例，早稻費工費時價格還偏低，以往有些農民不愿種這一季糧食，形成“隱性撂荒”。而自去年以來，早稻面積恢復性增長，扭轉了連續7年的下滑勢頭，其中早稻1/3面積實現了規模化經營，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社會化服務也是農業先進國家的經驗。數據顯示，美國平均每個從事農場生產的農民就有2個人為其提供生產資料服務，有7個人提供農產品加工銷售服務。
何謂“輔之以義”？就是要厘清并承擔義務責任。目前來看，責任已經很清楚了，就是如何落地的問題。在黨政同責的領導機制下，各地落實糧食面積、產量的舉措也更加有力。
今年年初，農業農村部明確提出“要確保全年糧食面積只增不減”，并經國務院同意，向各省下達年度面積、產量指標，從實際來看，已經在年初調度的基礎上實現了面積增長。
“只增不減”，這是我們講“輔之以義”的一條面積硬杠杠，也是糧食生產區域協調理念上的升級。
目前全國78％以上的糧食是由13個糧食主產區生產的，一些主銷區和產銷平衡區糧食自給率明顯下降。自己不種糧，一方面，下來容易上去難；另一方面，運輸鏈過長，調度風險也在加大。老話說“千里不運糧，百里不運草”，盡管現在交通運輸已經十分發達，但在糧食這樣的特殊問題上，仍必須有合理的半徑，才能確保任何時候不失控。
對地方黨政“一把手”來說，一省一地也有自己的糧食安全，不管經濟發展到哪一步，自己要有基本的糧食種植面積、基本的倉儲保障數量，這也是底線思維。
行穩致遠，糧食高質量發展是底氣
理解了中國式糧食高質量發展道路的思想內涵，就牢牢抓住了這條道路的本質；而這條路，也是未來哪怕風再急、浪再高，中國復興征途上最大的底氣與支撐
復興之路，不能沒有中國糧。
在這些年的探索和實踐中，一條卓有成效的中國式糧食高質量發展道路清晰可見。這條道路既包括現實中的政策、舉措、方法，更包括隱于背后的本質洞察、戰略擘畫、理念指引。
中國式糧食高質量發展道路首先有一個領航的戰略。
“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高屋建瓴地提出國家糧食安全戰略，成為近十年來我國糧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遵循。也正是因為堅定不移地沿著這一戰略方向前進，我國糧食安全才始終行穩致遠、堅如磐石。
在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指引下，這些年來我們也在實踐中科學認識、正確處理了幾對關系，形成了重農抓糧的辯證理念框架。
一是多與少的關系。
糧安天下。這句話一時重視并不難，難就難在時時刻刻繃緊弦。就在最近十年里，社會對糧食的認識就經歷過起起伏伏。幾年前糧食“三量齊增”，一些聲音說糧食多了，而到現在不過短短幾年時間，形勢就發生了逆轉。
糧食年際間波動是常態，但是，多了和少了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多了是庫存壓力，是財政壓力；少了是社會壓力，是整個大局的壓力。對糧食問題，要從戰略上看，看得深一點、遠一點。”總書記一錘定音，從戰略與戰術的角度分析糧食多與少的問題，體現了深邃的歷史思維和高超的戰略思維。
“安不忘危，盛必慮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時時保持警醒，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二是抓與放的關系。
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科學回答了抓什么放什么、什么可以進口什么必須抓在手里的問題。
抓的是底線、是根本，在這樣的問題上一絲一毫也不能退讓，要做到“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但同時，對于一些資源約束太強、生態壓力太大的農作物，也可以適度進口，依靠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從大食物觀的角度解決吃飯問題。
當然，無論進口什么作物，“適度”都是一個重要原則。“備豫不虞，為國常道”，對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更是如此。
三是穩與快的關系。
糧食生產，當然要努力爭取多、快，但從宏觀意義的國家糧食安全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要穩。
穩，不是說只能增不能減，那樣不現實也沒必要，但也不能大起大落，不能跳躍式反復。產量要穩，產能更要穩，上了一個臺階就穩定在一個臺階上。
另外，還要穩庫存、穩市場、穩價格、穩預期，確保在供應鏈上不出問題，避免給經濟運行、社會秩序帶來不利影響。
四是藏與顯的關系。
“藏糧于地、藏糧于技”中蘊含著深厚的哲學理念，為我國糧食發展留出了彈性空間、潮汐范圍。
“藏”的第一層意思是“保”。要把糧食產能“保”在耕地上，所以18億畝耕地紅線不能破，“長牙齒”的措施要跟上，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防止“非糧化”。
“藏”的第二層意思是“養”。通過輪作休耕等方式讓土地歇口氣、休息一下，但糧食產能又還在，必要的時候立刻可以恢復起來。要做好高產作物、高產品種的技術儲備，確保需要時即能用上。
“藏”的第三層意思是“潛”。同樣的土地，肥沃還是貧瘠、平坦還是崎嶇，糧食產出是完全不一樣的，要向土地要潛力，比如高標準農田建設，比如鹽堿地開發；科技上顛覆性、原創性突破可以帶來生產力大幅躍升，向科技要潛力空間也很大，比如生物技術。
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口考察時說：“這也是毛主席當年的夙愿。新中國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提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他原打算組織個馬隊視察黃河，深入調研一番，然后研究如何讓黃河安瀾。這個愿望后來沒有實現。”
“如今我們接著做起來了。現在條件不一樣了，可以坐飛機、坐火車、坐船、坐汽車。當然，走一遍不是為了僅僅看一看，而是要有思考、有想法、有部署、有行動，知行合一，做行動派！”
中國共產黨人就是這樣的“行動派”！正是這個百年大黨帶領中國人民滌盡了饑饉云煙，改寫了民族命運，如今正踏上第二個百年的壯闊征程。
糧食，曾是評判歷史的標志，也將是開啟未來的密碼。
復興之路，我有中國糧。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堅信，中國式糧食高質量發展道路一定會越走越寬廣；我們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堅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將如期實現，而且這復興，一定是以農耕文明、生態文明為底色的中華文明的重塑與升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