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強化正向激勵，完善考核評價體系，持續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切實把面向基層的多頭重復、指標細碎、方式繁瑣的督查檢查考核減下來，讓廣大干部把更多時間和精力用到干實事上。”
這一部署既是基層干部的心聲，也是群眾的殷切期盼。作為政策落實的“最后一公里”，基層如何從負擔過重、權小事多等難題中突圍？代表委員聚焦問題，積極建言獻策。
靶向施治，剛性約束破除“隱形枷鎖”
基層負擔重，表象各異卻痛點相通：過度考核難消腫、材料繁多難瘦身、職責模糊難厘清……如何讓減負真正減到基層干部的心坎兒上？代表委員們一致認為，要從根源入手，靶向施治，將形式主義虛功轉化為服務群眾的實效。
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高子程指出，當前基層一定程度存在多頭考核、重復考核等問題。他建議優化考核評價機制，以“成效清單”替代“材料清單”，弱化過程留痕，強化群眾獲得感和滿意度評價，推動基層工作回歸服務群眾、推動發展的本質。
“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是形式主義在數字化背景下的變異翻新。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貴陽市南明區中曹司街道黨工委書記袁姝表示，必須把“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給剎住，把基層干部從手機端、電腦端解放出來。
眼下，通過整合清理，中曹司街道的各類程序系統、微信群數量均已減少了一半以上。不僅如此，貴州省還出臺了報表臺賬白名單，推行城市社區基礎數據“一張表”，解決了上級反復要表、基層重復填表問題。
“精文簡會不要停。”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石阡縣龍塘鎮困牛山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鞠華國認為，“村干部就該圍著地頭轉，圍著老百姓轉，而不是圍著會議桌轉。”從開會的頻率來看，鞠華國以往每個月要參加至少5次會議，現在減少到2次。“開再多的會，最后也要看糧食打了多少、果子結了多少。”他說。
基層是政策落實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責任超載”的末梢。
在甘肅省渭源縣田家河鄉元古堆村，三張“村級組織工作事項清單”劃清了村級組織主責事項、協辦事項和不應承擔的事項。全國人大代表、元古堆村黨總支書記董建新期待，未來，能嚴格落實村（社區）工作事務準入制，需村（社區）組織承擔的工作事項由黨政群機構依法依規提出申請，經同級黨委和政府批準后納入清單管理。
在遂寧市，66項專業技術強、長期未履行、經評估鄉鎮（街道）無力承接的事項已被調出履職清單。“立足法定、基于實際，調整賦予鄉鎮（街道）縣級行政權力事項。”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遂寧市委副書記、市長劉會英表示，只有權責對等、適配，基層才統得了資源、辦得成事，責任才能擔得起來。
量體裁衣，多維賦能激發干事動力
破解基層治理“小馬拉大車”問題，既需做“減法”，更需做“加法”。如何讓基層更有能力有干勁服務群眾、服務發展？代表委員們從人力支撐、數字賦能、激勵保障等方面建言獻策，為基層治理注入持久活力。
人手不足、隊伍不強是制約基層發展的重要因素。
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大連市普蘭店區楊樹房街道戰家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張德斌介紹，去年，戰家村通過整合“六大員”“三長”等專管力量，將綜治中心戶及平安志愿者等納入“一支隊伍”作為輔助力量，實現黨建引領、高效治理。他建議通過系統培訓、合理提高待遇、暢通晉升渠道等方式進一步增強崗位吸引力，聚能留賢。
“這兩年，村里的工作力量明顯增強了。”全國政協委員，山西省壺關縣龍泉鎮劉寨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程玉珍告訴記者，山西省持續實施“鄉村振興萬人計劃”，用鄉鎮事業編制為每個村都招了大學生，在村里發揮了重要作用，還通過摸排走訪等方式，挖掘本土人才52名、村“兩委”干部后備力量7名、村黨組織帶頭人后備力量3名，無論在村的、還是在外的都熱心參與村級事務，積極出謀劃策。
用“算力”解放“人力”，是為基層賦能的重要抓手。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桃江縣三堂街鎮赤塘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高亞建議，加快基層基礎數字化平臺建設，打破不同數據系統之間的壁壘，進一步提升基層治理效能。“近年來，湖南省推行‘湘易辦’系統，益陽市推行‘一表通報’系統，都能很好地滿足群眾政務服務需求。”高亞熱切地期盼，下一步，系統在接入鎮村一級時，能實現服務差異化、個體化，真正減少基層基礎數據反復、多頭填報，做到信息同步記實、共享、調用。
激發基層干部干事創業熱情同樣重要。“去年，我所在的南明區，就有社區書記因工作優秀、業績突出，被提拔擔任副鄉長。”袁姝介紹，貴州省去年從村（社區）優秀干部中招錄（招聘）行政事業編制人員600多名，選拔69名優秀村（社區）黨組織書記擔任鄉鎮副職，還選拔了12名優秀鄉鎮（街道）黨政正職擔任省直機關副處級領導干部。“這讓大家有了盼頭，更有了干勁。”袁姝說。
群眾是家園建設的主人翁。針對傳統村寨分布較散、管理難度較大等問題，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岑鞏縣大有鎮塔山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鄭培坤有妙招——推行“寨管委”“十聯戶”網格治理體系，以村規民約凝聚群眾共識，實現“村級事”向“家家事”轉變。“如果只有鄉鎮干部和村干部忙前忙后，群眾不聞不問不參與，那么基層治理一定是失效的。必須讓群眾從旁觀者變為參與者！”他感慨道。
對此，上海最大開放式社區的“當家人”——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閔行區莘莊鎮康城社區黨委專職副書記張軍萍很有共鳴，今年兩會，她帶著對停車難問題的思考，提出了“自治協商”的解題思路：既依靠相關部門下放權限，又引導社區自治協商，拿出更加實際、更加科學、更加兼顧的解決方案，讓社區生活更加美好。“把好方向、凝聚力量，動員方方面面參與到基層治理中，才是在真正意義上和群眾雙向奔赴。”她說。
成效檢驗，要看基層干部群眾是哭還是笑
“減負工作好不好，要看基層干部是哭還是笑。從我個人的經歷來看，大家是笑的。”鞠華國在回答記者關于基層減負成效的話題時這樣說。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衡南縣譚子山鎮蓮塘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周超也有同感。去年兩會期間，他形成了向基層放權賦能、減輕留痕規定動作、加強數據協同3項建議。讓他倍感欣喜的是，基層減壓減負有了明顯成效，他用“三少一多”來形容：“考核檢查少了、牌子機制少了、各類軟件群組少了，踏踏實實為群眾干實事的時間多了！”
減去虛功，才能加上實績；壓縮形式，才能釋放效能。
一年來，周超帶領蓮塘村“兩委”班子組織開展“屋場懇談會”，協調企業和村民利益，讓蓮塘村形成了“親”“清”的政商環境，還帶領大家新建路燈、硬化道路、新修毛坯路，改善人居環境。今年兩會，他將視野聚焦在“打通全民參保堵點”上，致力于讓群眾過上更好的生活。
在戰家村，村“兩委”與相關部門共同研究，通過優化辦事渠道、部分權責下放到村等途徑，解決了群眾反映強烈的辦事手續復雜問題。張德斌介紹，村里還全面實施了首問負責制，群眾反映問題，首位接待人員“一站式”協調解決，絕不推諉扯皮。
袁姝所在的南明區，經常性組織開展“路邊音樂會”活動，不僅成了享譽全國的貴陽城市文化IP，還因其群眾性、開放性、公益性特點圈粉無數，獲得了群眾連連點贊。“貼近群眾時間多了，組織群眾活動方向找準了，開展的社區活動自然也更豐富多彩了。”她說。
從會議桌轉向田間地頭、從應付檢查回歸服務本位，基層干部卸下包袱輕裝上陣、抖擻精神主動作為的生動實踐，印證了破解基層治理“小馬拉大車”的深遠意義。代表委員們紛紛表示，下一步，將把黨中央決策部署與自身實際結合起來，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更加亮眼的實績，不斷提升基層治理效能，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