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站在自家的豬圈旁，看著7頭肥壯的豬崽，劉增云心里說不出的高興。
他家曾是村里的貧困戶。“去年，通過工作隊給聯系的土豬定向養殖，我養了7頭黑豬，除去成本，1年純收入1萬多元。”他笑著說，依托養豬，自己有了穩定的收入，再加上平時打工，家里已經徹底脫貧了。
2016年2月26日，西柏坡紀念館選派辦公室主任于海龍、園林科副科長韓智利和宣教部講解員王利鵬3人組成工作隊來到河北平山縣崗南鎮武家莊村開展扶貧工作，于海龍任第一書記兼工作隊隊長。3年來，工作隊探索的“互聯網+社會力量”扶貧模式成效顯著，包括劉增云家在內的全村53戶貧困戶全部脫貧。
今年3月，工作隊即將結束扶貧工作，回到原單位。村民武書云得知這一消息，開始擔憂，“工作隊走后，我們會不會返貧？”
于海龍卻心里有底，因為他知道，3年來他們在武家莊村開創的扶貧模式，已經為村里留下了一支帶不走的工作隊。
這幾天，村民們陸續知道了工作隊要走的消息，紛紛來村委會看望他們，依依不舍。
然而，3年前工作隊剛來的時候，村民們遠沒有這么熱情。韓智利記得，剛來第一天，他們帶著被褥、廚具等生活用品，忙忙碌碌地打掃宿舍。有村民見了，一臉詫異地問：“你們還真在村里住啊？”
“他們認為工作隊來就是走個形式，不會真的為村里做什么。”韓智利說，他能看出村民普遍對工作隊不信任。
武家莊村位于平山西北部，屬于半山區，沒什么產業，全村91戶，有53戶貧困戶，是遠近聞名的貧困村。如何帶領村民脫貧致富？當時工作隊也是毫無頭緒。
但工作還是要做，于海龍提議，先從入戶走訪開始，摸清每一家的具體情況。走訪時，村民們也是愛搭不理。因為自己是平山縣人，韓智利就開始跟鄉親們拉家常、套近乎。熟絡之后，有幾個村民提出，村里的坡地上有800畝核桃園，因為沒有水井，無法灌溉，請工作隊幫忙解決。
“一方面村民在考驗我們，是不是真的愿意為村里辦實事；另一方面這也是讓我們獲得鄉親信任的好機會。”于海龍分析說，他們立即把情況匯報給西柏坡紀念館。
正好西柏坡紀念館和平山縣消防大隊是友好共建單位，他們馬上向消防大隊尋求支持。平山縣消防大隊很快派出了兩輛消防車，不到兩周時間，就澆完了村里的800畝核桃園。
“這件事之后，鄉親對我們刮目相看。”于海龍說。
在入戶走訪過程中，于海龍發現，多年來，武家莊村民有種植紅薯、花生、芝麻和散養雞的傳統，而且農特產品很豐富。但是由于缺少統一組織，優質的產品賣不出去，或賣不上好價錢。
村民梁喜喜家養了40多只土雞，有時雞蛋吃不完都壞掉了。“你們能不能幫我賣雞蛋？”梁喜喜向工作隊求助。
于海龍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拍了照片，發到微信朋友圈，沒想到很快就有人預訂了。此后，不斷有其他村民來找工作隊賣雞蛋。
通過這樣的方式，僅僅1個月，原來無人問津的武家莊笨雞蛋就實現了月銷840余斤的成績。不斷有北京、石家莊等地的市民來村里采購雞蛋。
為了保證雞蛋的質量，防止有村民以次充好，于海龍還制定了一個容易操作的辦法，就是在每個雞蛋上都蓋上農戶的印簽，實現產品可追溯性。
有了賣雞蛋的經驗，于海龍覺得武家莊的農產品都可以這樣賣，而且要走規范化、品牌化的路子。
2016年4月，工作隊幫助村里成立了“平山縣眾創農業專業合作社”，統一為村民提供農特產品種養、加工、包裝、銷售等一條龍服務。11月，他們向國家商標局申請注冊了農產品商標“武西源”，使武家莊村有了自己的品牌。經過工作隊多方聯系，合作社還與河北國安食堂、農行河北分行運營中心等單位簽署了長期合作協議。
合作社理事長解歲海告訴記者，2016年，“武西源”花生油、粉條、笨雞蛋等農產品總交易額達21.83萬元，2017年41.89萬元，2018年60.9萬元。
工作隊走訪調研時還注意到，好多村民家里都有閑置的豬舍。于海龍想到，城里的許多朋友都喜歡吃農村的土豬肉，是不是可以讓貧困戶通過養豬來脫貧呢？他把這一想法發到朋友圈后，不出意料，很多人想訂購。
2017年，通過工作隊廣泛發動宣傳，有13戶貧困戶與市民簽訂土豬定向養殖協議，全年土豬交易額14.67萬元，合作社利潤1.62萬元，13戶養豬貧困戶戶均增收4384元。
截至2018年底，已有21戶農戶與市民簽訂了83頭土豬定向養殖協議，交易額26.56萬元。
工作隊又將這一模式復制，在村西建設15畝愛心果園，分成壽桃、蘋果、櫻桃三個園區，共計800棵。果園采取合作社經營、市民認領、貧困戶管護的模式，一方面讓貧困戶在果園打工領到薪金，另一方面年底還能根據果品銷售利潤讓全體貧困戶享受到分紅。目前，于海龍通過網上宣傳，已有市民認領了173棵果樹。
隨著扶貧工作的不斷深入，于海龍意識到，僅僅通過個人的微信朋友圈已經滿足不了武家莊產業發展的需要。在石家莊一家科技公司的幫助下，“武家莊農場”小程序近日正式上線。于海龍介紹說，以后武家莊的農產品銷售、土豬訂購、愛心果樹認領，都可以在這個小程序上完成。
“這是網絡科技與扶貧工作的良性互動，也是西柏坡紀念館駐村工作隊創新扶貧模式的有益探索。”于海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