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余慶縣美麗鄉村晨景。 王遠平攝
一走進黎仕倫的辦公室，我就被玻璃展柜里一大摞鮮紅的獎狀、榮譽證書和金色獎牌所吸引。“先進個人”“優秀放映員”“全省農村電影放映先進集體”……在這些榮譽背后，是一名普通共產黨員四十三年的鄉村電影放映之路。隨行的縣里同志告訴我，不管是在黔北余慶縣哪個鄉村，只要說起放電影的“老黎”，沒有人不知曉。
一
1978年，神州大地吹起改革開放的春風。這一年，十八歲的黎仕倫第一次扛起放映機，跋涉在余慶縣的村村寨寨，開啟了鄉村電影放映員的人生之路。
每支鄉村電影放映隊就兩三個人，而放映機、音箱、發電機和電影膠片等設備有三百來斤，要經過崎嶇、陡峭的山路，運送到散布在大山深處的各個放映點，對當時體重不足九十斤的黎仕倫來說，這無疑是一種挑戰。但在壓力和困難面前，他并沒有退縮。“在鄉村放電影是個艱辛的體力活，對我的成長也是很好的磨煉。”這是黎仕倫從事鄉村電影放映的心得感受。
尤其是夏天，他和同事們每人手提肩扛百余斤沉甸甸的放映器材，頂著火辣辣的太陽一路翻山越嶺，到了放映點，人累得幾乎要虛脫。最怕的是半路上突遇暴雨，既擔心放映機進水，機器受損，又害怕路上耽擱時間，讓鄉親們久等。
在改革開放初期，黔北農村文化娛樂活動形式單一，通常只在春節期間才有老百姓自編自演的花燈、獅子燈表演。所以，電影下鄉放映更加受到老百姓的歡迎。
黎仕倫至今記得，他放映的第一場電影是在當時的敖溪區龍家公社小壩，放了兩部片子：《紅巖》和《地道戰》。為了來看電影，有的鄉親走了十多里山路。壩子里人山人海，連場壩外的墻頭上、樹上都有人。當他按下開關按鈕，放映機就“嗒嗒嗒”旋轉起來，一束光一瞬間投射出去，白色的幕布頓時出現一顆閃閃發光的五角星。隨著音箱里震撼的音樂聲響起，一個精彩的光影世界呈現出來。人群里猛然發出陣陣歡呼聲，隨即又漸漸安靜了下來，電影精彩的情節讓大家都沉浸其中……
直到電影放完了，還有很多觀眾不肯離去。時隔多年，這一幕依舊深深印在黎仕倫的腦海里。
二
1995年，隨著電視、家庭影院的普及，電影市場遇到一些困難。余慶縣城僅有兩萬多人口，余慶縣電影院虧損嚴重，陷入困境。因此，余慶縣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的大部分職工都選擇了離開。
“仕倫啊，電影都沒人看了，你還折騰個啥呀？還是去找點別的事做吧，就算做個小生意也比放電影強啊！”親朋好友紛紛勸他。
對于別人的規勸，黎仕倫總是禮貌地笑一笑，然后一轉身，又去倒騰那臺相伴近二十年的放映機和那一盒盒的膠片去了。
黎仕倫做事勤勤懇懇，父親一直看在眼里。有一天，他對黎仕倫說：“仕倫，你做事踏實，有沒有想過爭取入黨？”其實，黎仕倫早有這樣的想法，這次在父親的啟發下，他立刻主動向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1998年1月，黎仕倫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家中繼父親之后的第二名共產黨員。
入黨后的黎仕倫，工作更加努力。后來，組織派人找他談話：“仕倫同志，電影公司目前的困難你是知道的，組織上要找一個有擔當、能做事的人把擔子挑起來，想推薦你來主持電影公司的工作……”
黎仕倫很清楚，那時候的電影公司已經是個“燙手山芋”，但他想，我是一名共產黨員，組織上安排的工作，再苦再難也要干下來！
他接任余慶縣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經理時，公司的賬戶幾乎沒錢了，不僅欠著外面一大筆錢，還欠著職工三個月的工資。但黎仕倫相信，只要找對路子，肯花力氣，面前的這道坎，一定能跨過去。
這時候，黎仕倫的妻子徐蘭平給了他大力支持。她把家里僅有的存款全部拿出來交給黎仕倫，而黎仕倫則用這些資金購買了一些新影片。他一邊下鄉義務為老百姓放電影，一邊帶領公司二十多名職工利用電影院的幾間閑置房，注冊了兒童游樂園、幼兒園等，開始嘗試多種經營模式。在黎仕倫的帶領下，全公司齊心協力，扭轉了電影院和鄉村電影放映隊面臨關門、解散的被動局面。2002年，余慶縣電影發行放映公司首次榮獲“全省農村電影放映先進集體”榮譽稱號。
長年在農村奔走，黎仕倫了解村民的需求。余慶縣是個典型的農業縣，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煙草和蔬菜就是該縣的主要經濟作物。但很多村民不懂科學種植，靠務農只能勉強溫飽。為了幫助鄉親們增收，黎仕倫大量購買煙草和蔬菜種植等科教片下鄉放映，還配套制作了《蔬菜種植技術》等手冊免費發放給種植戶，盡力幫助他們走上脫貧致富的道路。
三
后來，基層電影放映面臨更大挑戰，黎仕倫辭去電影公司經理職務，專職當起了鄉村電影放映員。
徐蘭平知道后，埋怨丈夫“傻”。是的，黎仕倫確實“傻”。雖然農村公益性電影放映每場次都有一定補貼，但余慶縣的各個山村都很偏遠，除去租車費、搬運費、工人工資等開支，所剩無幾。
后來，最后一個“放映搭檔”也離開他了。徐蘭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下決心再幫丈夫一把。
“什么？你要和我下鄉去放電影？”黎仕倫十分驚訝。
就這樣，手腳麻利的徐蘭平成為丈夫放映工作的好幫手。
上手之后，徐蘭平終于明白丈夫為什么一直舍不得離開他的事業了——吃苦耐勞又具有親和力的黎仕倫很受鄉親們歡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歡聲笑語。
這一年，黎仕倫正式成立了“余慶夫妻農村電影隊”。為了讓村民看上更好的電影，夫妻二人省吃儉用，花了兩萬多元買了一臺數字電影放映機。數字電影放映機實現了無膠片放映，下鄉放映更是方便了許多。“余慶夫妻農村電影隊”一頭扎進大山，奔忙在余慶各個鄉村電影放映點。他們帶著簡單的洗漱用品和一床被子，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
一路走來，有欣慰，也有辛酸。
2008年初冬，黎仕倫和妻子租了一輛面包車去白泥鎮新寨村放映電影，結果路途中下起暴雨，道路塌方，交通中斷。好不容易等到雨停了，車輛卻過不去，夫妻二人只能將放映設備搬下車，把礦燈戴在頭上照明，就這樣高一腳低一腳將設備抬到放映點。等把兩部電影放完，已經是深夜11點多鐘。當時，恰逢大龍村有村民辦喜事，黎仕倫事先已經答應要去放映慶賀。此時夜已深沉，黎仕倫決定，無論大龍村的村民看不看，他都不能失信，于是又從新寨村趕到大龍村。令他沒想到的是，村民們竟然都還坐在院壩里等著他。見黎仕倫來了，大家高興地歡呼著：“要放電影咯，要放電影咯！”黎仕倫心頭頓時一暖，眼淚差點掉了下來。
那一次，放完電影，已是凌晨4點多。
四
大龍村每個月至少會迎來一次電影放映。大龍村距縣城十七公里，是白泥鎮的一個大村，也是一個傳統古村落。如今，路修好了，黎仕倫駕著車從余慶縣城出發，約莫半個小時就能到達村委會放映點。初夏的大龍村，到處呈現生機蓬勃的景象。路邊的蔬菜基地、花椒基地一片連著一片，滿目蒼翠。鳥兒的鳴叫聲在山野里回蕩，讓人聽了心生歡喜。
2021年6月15日，正是大龍村放映電影的日子。太陽還沒下山，黎仕倫就將幕布掛好了。除了電影，他還特意安排了兩部科教片《農村道路交通安全常識》與《怎樣應對崩塌滑坡泥石流》。
一首經典紅歌《唱支山歌給黨聽》在村子里響起時，村民周其倫知道今天又要放電影了，于是他趕緊來到放映點。
五十歲的周其倫，曾是大龍村的建檔立卡貧困戶。2014年年初，周其倫貸款搞養殖。然而，由于他不懂技術，不到兩個月，資金全部打了水漂，負債累累的他，望著空空的圈舍，只有嘆氣和流淚。
2014年3月，黎仕倫找到大龍村黨支部書記商量，要為村民特意安排幾場“脫貧致富”專題電影——蔬菜種植科教片。他的想法得到村里的大力支持。正是這幾場“脫貧致富”專題電影，讓周其倫大受啟發，他決定有樣學樣，把閑置荒廢的土地利用起來種植蔬菜。黎仕倫不僅帶來各種科教片，還時常來“指點迷津”，有時甚至直接聯系縣農業部門的技術人員，到村子里免費為大家培訓指導。
2016年，周其倫順利脫貧摘帽。“秋冬兩季，我種的白菜、蘿卜、蔥蒜收入就有六千多元，辣椒收入五千多元，再加上其他收入，總收入不少于兩萬元。”周其倫給自己算了一筆賬后，笑了：“現在脫貧致富了，這得感謝老黎和他的電影！”
周其倫的故事不是個例。在科技興農的路上，鄉村電影對推動農村產業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截至2021年8月，大龍村發展蔬菜基地兩千畝，花椒產業基地三千畝，高規格的清水養魚一百余畝，村民們的日子越過越紅火。
余慶縣構皮灘鎮紅飛村苦水組是一個比較偏遠的山村，大部分是留守老人、婦女和孩子，全組長年在家的不足五十人，而黎仕倫仍舊堅持每月給他們送上一場電影。村民方洪江感動地說：“為了我們這幾個人，老黎一直堅持來為我們放電影。對于我們這樣的山區來說，看電影是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一種方式，也是一種文化藝術的熏陶，十分有意義。”
群眾的期盼讓黎仕倫感到責任在肩：“哪怕只有一個觀眾，我也要堅持放下去！”在他心中，能夠給村民放電影，能為村子帶去歡聲笑語、帶去熱鬧，是一件幸福的事。
五
2021年，余慶縣農村數字電影放映隊榮獲“全國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系統先進集體”榮譽稱號。這是黎仕倫這輩子最引以為傲的榮譽。
四十三年的堅守，放了近四萬場電影，四百多萬的觀影人次……黎仕倫已從青絲縷縷的“小黎”，變成兩鬢斑白的“老黎”。四十三年來，無論山高水遠，無論嚴寒酷暑，老黎都堅持把黨的聲音、文化滋養、科技知識等，通過電影帶到每一個山村，傳遞給每一位村民。
今年農歷二月，老黎已滿六十一歲。但他大部分的時間，仍然奔赴在余慶的各個鄉村放映點。當我問他堅持到今天的原因、準備什么時候退休時，他笑著對我說：“老百姓所需要的，就是我們共產黨員所堅持的！只要我還干得動，就會一直干下去，干一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