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城市之于鄉村如同“抽水機”一般，資源要素源源不斷地從鄉村流向城市，城市擴張繁榮的背后是鄉村的萎縮衰敗。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正是對這種城鄉關系的扭轉。推動人、地、錢“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和平等交換，是激發鄉村振興內在活力的關鍵。
兩會前夕，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為下一步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指明了方向。“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在今年兩會期間成為代表委員熱議的焦點話題。
把農民送出去，將市民請進來
“就業一人，致富一家。”在農民增收的賬本里，進城務工已成為最大的貢獻因素。通過在城里務工，農民積累了資金、學習了技術、增長了見識，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返鄉創業，逐步成為鄉村振興的生力軍。
“讓農民更好地進城務工，也是在為鄉村振興積蓄力量。”全國政協委員、陜西建工集團董事長張義光說，要進一步健全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依法糾正身份就業歧視現象，保障城鄉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權利。
為此，張義光呼吁，設立全國統一的農民工管理和服務機構，負責協調農民工服務管理、待遇保障、教育培訓、技能提升、權利維護等，形成全國性的服務網絡。
“構建勞務工人檔案，建設勞務人力資源大數據平臺。”致公黨中央在關于減輕制造業中小企業用工負擔的提案中也建議，整合勞務派遣公司、勞務分包企業及相關招聘網絡等勞務數據，實現農民工人力資源高效配置。
作為產業工人主體的農民工，由于缺少專業技能培訓，越來越難以適應現代化的生產要求，造成了技工用工荒和農民工打工難并存的矛盾現象。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申通地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光耀建議，深化產教融合、促進企校合作，引導農民工根據企業發展需要，在干中學、在學中干，從普工向技工轉變。
近年來，大學畢業生、新生代農民工等青年群體下鄉返鄉創業成了一種潮流。不過，由于城鄉生活條件、工資待遇等方面存在現實差異，參與鄉村振興的青年人才在總量上仍然不足。
“不斷完善青年人才參與鄉村振興的政策支持體系，為青年人才在鄉村大展才華提供充足的保障。”全國人大代表、共青團安徽省委書記孔濤建議，地方政府應該開展農村青年人才現狀摸底調查，建立各級返鄉青年人才數據庫；提升農村青年人才政策的執行力度，吸納農村青年人才加入各級工商聯、青年創業者協會等社會團體。
“現代農業是很專業的事情，要把農民職業技能培訓作為吸引市民下鄉、農民返鄉創業的一個抓手。”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盟中央專職副主席張道宏提出，要改進管理體制使公辦職業培訓機構逐漸擔負起培育高素質農民的職責，把培訓主體的打造與農村社會化科技服務體系的建立緊密結合，實現培訓基地既是實訓場，也是新型產業孵化基地。
盤活“三塊地”，資源變資產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所憑借的重要資源。如何盤活“三塊地”（農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是一個關乎農業農村現代化全局的大課題。
隨著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的全面推開，我國農業適度規模化經營取得了較大進展。近年來，一些地區開始試點探索土地承包權有償退出。
“對于土地承包權有償退出參與群體的擴大，一定要立足實際把握好邊界。”全國政協委員、河南農業大學校長張改平建議，在引導進城務工落戶群體自愿有償退地的同時，可審慎允許農村孤寡老人、60歲以上老年農民和喪失耕種能力農民自愿有償退地，并將這三種農戶群體的基礎養老金逐步調整到同地區城鄉居民生活成本的水平線，真正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為推進農業適度規模化發展創造政策條件。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約4200萬畝，約占全國集體建設用地的13.3％。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同地同權”的突破，將為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提供巨大支撐。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產權交易中心主任孔曉艷建議，要加快構建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加強農村集體資產管理，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納入農村產權交易市場流轉，早日將農村集體資產進場交易上升為國家法律規定。
宅基地的盤活利用，在“三塊地”改革當中是最復雜的。“宅基地改革不能只盯著村里看，要以縣域為單元，與村莊規劃調整、土地綜合治理、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統籌起來。”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溧陽市委書記、市長徐華勤提出，發行政府專項債券支持閑置宅基地和閑置住宅盤活利用項目，為農民提供公平合理的對價補償。
而在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農民很多已經“上樓”。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嘉定區馬陸鎮北管村黨總支書記沈彪提出，逐步建立農民宅基地有償退出機制，鼓勵在城鎮已有商品住房的農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退出宅基地使用權，節約土地資源。
“創新宅基地使用制度，關鍵是適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權并探索放活宅基地資格權。”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畜牧科學研究院院長蔣小松認為，可以獎勵宅基地資格的取得方式，激勵農村產業投資人等優秀人才落地鄉村。通過宅基地的退出和人才保障取得，促進城鄉人、財雙向流動和平等交換。
鼓勵資本下鄉，科學劃定邊界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后，隨著國家一系列重大利好政策的出臺，眾多工商資本躍躍欲試準備大干一場，而在付諸行動時卻又顧慮重重。
“與城市相比，農村營商環境還存在很多不足，資本下鄉稍有不慎就會被‘套牢’。”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綠色中原現代農業集團董事長宋豐強建議，全面加強政府服務農業農村領域項目平臺建設，為社會資本投資鄉村建設提供資訊、規劃、融資、建設、運營等一攬子服務。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實好減稅降費措施，督促地方建立項目責任回溯機制，開展產權保護領域政務失信專項治理行動，盡可能破除社會資本“不能投、不敢投、不愿投”問題。
“重點從土地和資金兩個方面，構建支持資本下鄉的政策體系。”民革中央在關于疫情過后如何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鄉村振興的提案中建議，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經評估后，社會資本參與建設經營權可以轉讓，實現集體土地的交易價值；對社會資本投資建設運營改善農村人居環境類公共服務項目，財政予以優先支持。對帶動區域性產業發展的重大項目予以優先信貸支持，破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然而，有的工商資本下鄉后以發展特色小鎮、鄉村旅游、休閑農業等名義，“跑馬圈地”“圈而不種”，開展“排農化”“非糧化”經管生產，一旦經營不善就出現“毀約棄耕”、資本“跑路”，給農村留下諸多后遺癥。
“工商資本下鄉，不能偏離‘三農’發展軌道。”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副主席張健認為，要制定支持工商資本下鄉參與鄉村振興的具體指導意見，完整地列出工商資本能夠享受到的系列扶持政策及其前置條件，讓市場主體形成明確預期。同時，建立資本下鄉準入和監管制度，嚴格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在符合土地利用規劃、產業發展規劃的前提下，科學制定鄉村發展規劃和產業規劃，引導工商資本確定適當的經營內容和經營項目。
資本下鄉，如何避免“富了老板，虧了老鄉”？宋豐強提出，不能搞“一刀切”的長期合同，要根據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按照物價和經濟發展程度建立收益增長機制，建立土地流轉或租賃收益常態增長機制，收益按照物價變動比例自動調整并設定保底租金，切實打造“資本”與“農戶”利益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