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環水繞的婺源村莊 胡紅平 攝
嚴田村水口 胡紅平 攝
楊溪村水口 胡紅平 攝
導讀
中國古代的村莊是講究的，包含著獨特的中國文化理念，是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結晶，體現出中國人對理想家園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
徽州六邑之一的婺源，可作這方面的代表。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如詩如畫的婺源鄉村，處處呈現山、水、樹、橋、村的布局，形成小橋流水人家與田園牧歌式意境。婺源村莊的“卜居”，既是地域文化和民間風俗相融的烙印，更是婺源先人崇尚自然、師法自然的認識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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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是樂土？
從遠古開始，華夏的先民從未停下尋訪的腳步。剔除戰亂與天災的因素，更多的是出于對理想家園與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而在南方的婺源，四千多年前就有了人類活動的蹤跡，最早是山越人聚居，形成了村落的原始雛形。婺源屬徽州六邑之一，“天然封閉的地理環境，成了北方士族躲避戰禍的‘洞天福地’”。隨著中原士族的遷入，以及與山越人的融合，他們憑借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自然地理的認知，以傳統的“卜居方式”避兇趨吉，闡釋著規劃與建設理想家園的愿景。
相對于我行走訪問的婺源村莊，卜居已是一個遙遠的詞了——每一個村莊在先祖卜居前，那里都還是一方原始的荒野。翻開譜牒，幾乎無村不卜。是他們從自身的文化觀、環境觀出發，進行規劃布局，才有了大量的聚族而居與“天人合一”的古村落遺存——在婺源29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散落著有大小村莊一千多個。朱熹、胡適等一批大儒名士都與婺源村莊血脈相連。當我穿越時空重新檢視那些藏匿，或者散佚的古代卜居傳說時，依然發現千百年的村莊自然與人文因素還是結合得那么緊密，依然承繼著“漁樵耕讀、安居樂業”的和諧與美好。
一
尋訪的理想家園在遠方，而遠方不僅有詩意，還有漫長的旅程。
心中存有理想家園的執念，即便山重水復，追尋的路也會越走越通暢。
比如洪延壽——一位唐代的歸隱長史。
從山川地理上看，婺源境內的山脈起源于中國三大山脈之南干山脈分支。洪延壽從歙州篁墩到達婺源大鄣山，必須走燕嶺或者五龍嶺翻過大鳙山。當他看到大鄣山下清溪縈繞的那一剎那，立即被盆地中的景象迷住了——感受到了一條河流與一塊盆地在青山環抱中自然原生的氣息，以及顯現的幽靜與安寧。那應是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一個春天，洪延壽在輪溪邊的黃荊墩上植樹定村時，等于為卜居的村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崛起石壘墩，仰依天馬峰。天馬高昂馳驟，俯瞰輪溪浪洪。余欲覽春色，一一植樟松。”在莽莽的山野里，在洪延壽期待的內心，開始生發香樟樹與理想家園的詩意。不難看出，在當時洪延壽心目中已經十分注重“樹養人丁水養財”的意識了。實際上，他植樹定村賦詩以記，是把一個理想家園的夢，植入了一棵香樟樹中。他植下的這棵香樟樹，以站立的姿勢，年輪儲滿了村莊記憶的源頭。
追溯起來，洪氏是源于共工氏——“洪氏之先，蓋共工氏之后也……或以功，或以官，族字謚洪之文，從水從共，而共氏嘗以水德霸九州，其因此得姓焉。”這是宋紹興十七年（1147）丞相文惠公洪適序《洪氏宗譜》時的考據。洪適的考據在明代洪一源的《姓源考異》里得到了進一步論證，并且是在漢代時因避仇而易姓。
拋開洪延壽在仕途上的風風雨雨，他已經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能夠守望一棵香樟與一脈清流，看去只是他一個人的定力，藏著的卻是對一個氏族的祈愿。洪延壽從輪溪開枝散葉，遂成大族，其裔孫不僅在婺源繁衍，還輾轉遷徙至湖北黃石、浙江遂安、江西樂平、福建泉州、安徽池州等地。據洪氏譜牒載記和洪氏后裔口耳相傳，所有這些地方建村無一例外都是選擇卜居——像婺源洪村始遷祖洪濟，他幾經輾轉在北宋初年遇見了山環水繞的鴻椿，一聲“此可以興吾宗矣”的感慨之后，同樣是選擇種植香樟樹與銀杏樹定村；歙縣金山洪氏始遷祖洪顯恩，定村時看中金山“山磅礴而深秀，水澄澈而瀠洄”……多年致力于洪氏宗族文化研究的洪群炎老師告訴我，僅在婺源就有洪姓聚族而居的村莊二十多個，現在還有洪氏后裔兩萬人左右。
隨著輪溪的溪水流淌，宋朝徽猷閣直學士洪皓，金石學家洪適，錢幣學家洪遵，瑞明殿學士洪邁，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都是一祖同宗，各有建樹。風，吹在泛黃的譜牒上，一如時光在飄逝。我連這些先人的背影都看不到，只能一一記下他們的名字。而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卻不一樣，我還是在黃荊墩古樟下的碑刻上，讀到了他定都南京后心懷故土，千里迢迢趕到香樟樹下祭祖的詩句——“如蓋亭亭樟覆霓，專程祭祖到輪溪。殘廬依舊莽荊發，故墅猶新雞鳴啼。河曲流長翁醉釣，山祟峰峭月憂低。裔今壯志乘天馬，大訓堂開閱戰車。”洪秀全當年祭祖時的吟頌，既是對車田古樟風物的觀照，也是一位農民革命領袖的自我抒懷。始祖洪延壽與天王洪秀全詩中提到的“天馬”，即是村莊風水中緊鎖輪溪村口“藏風聚氣”的天馬山。
相對于輪溪的初名，更名為車田，想必是遙遠的農耕時代蘊藏著先祖的田園詩意——那林木森森，清溪環繞，田疇相連，村基形似車輪的意境，又是與村名如此契合。“耕讀傳家久，詩書濟世長……”“……家訓謹記日三省，光前裕后福澤長。”車田洪氏宗祠“大訓堂”孕育與傳遞出的族風族訓，不僅是村莊質樸人文風貌的體現，還是進入輪溪村史的一條重要路徑。
香樟樹的繁茂，洪氏后裔的繁衍，成了樹與人在村莊的集合。對于遠離故土的洪氏后裔來說，車田村只是地理家園的一部分，黃荊墩與香樟樹，儼然是村莊的地標，成了他們精神家園的一分子。常常，從車田發脈的各地洪氏宗親，以清明和春節的名義在古樟下相聚一起，一個個都以祭祖與膜拜的方式，銘記一棵香樟樹。許多僑居外地的洪氏宗親，都是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才迎來古樟下團聚的機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村莊最為暖心與盛大的節日——他們把心中的朝覲，化作了對故土家園的美好祝福。
二
所謂的山水文化，是人類在認識、利用、開發，以及保護自然山水中創造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風水，無疑是山水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說，風水只是中國山水文化中一種象征而已——風是元氣與場能，水呢，則是流動與變化了。按照玄學的詮釋，風水亦稱堪輿。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他曾將堪輿家與五行家并列，他們大多都有仰觀天象與俯察山川水利的本領。
說起南唐國師何溥，大多數婺源人不免感到陌生，而一提起何令通，幾乎是婦孺皆知。其實，何溥字令通，他除了國師的身份，還是一位風水家。他在婺源民間還有一個尊稱——何公仙。據說，他直諫“牛頭山陵不利”而得罪了皇帝，被貶到海寧，也就是與婺源毗鄰的休寧縣，他到任縣令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八卦形調整“縣基”，廣為栽樹進行風水布局。
南唐自李昪建立，到后主李煜兵敗降宋，也就只有三十九年時間。南唐滅國，何令通心存對朝廷的最后一絲希望都成了泡影，他只好從海寧（休寧）進入婺源，改名換姓，隱居在芙蓉山（靈山）潛心修道。何令通相中“東望尚田之源，山川明秀”與“林谷幽邃”的地方，作為“棲身終隱之處”，已是宋開寶五年（972）。相傳此處是水泛蓮花的“蓮花座”，是一方風水寶地。于是，何令通“指示其子（何閏）卜筑尚田之源。”（民國版《田源何氏宗譜》），成了婺源何氏的始遷祖。
村莊處在山旮旯里，田地并不多。那么，何令通為何將卜居的村莊命名“田源”呢？想必，還是出于對田地的珍惜與感恩吧。有山，有水，有田園，沒有外來的侵襲與紅塵的喧擾，那就是理想的家園了。
果然，一如何令通所料，村莊的發展似乎與他心目中的理想發生了神秘關聯。隨后，村莊氣勢突顯，可謂科第綿延，明末清初先后有五位進士及第，七品以上官員有十二人。據《婺源縣志》記載，明代篆刻家、皖派篆刻創始人何震，明末一代名臣、武英殿大學士何如寵的故里均在何田坑。
何田坑早年稱婺東大鳙里八都田坑村，至于村名冠以姓氏，應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事了。在民國版的地方志上，還標著八都田坑。現在的何田坑，屬江灣鎮管轄，是前段村委會的四個自然村之一。我與何宇昭兄從前段徒步五公里左右，翻山越嶺進入何田坑，已是距村莊建立千年之后的一個夏日了。據時任前段村的黨支部書記黃元坤介紹，何田坑歷史上興盛時期，曾是“千煙之村”。即便古時有商販到了村里，一天都很難轉出來。然而，我無論站在山崗上，還是行走在村莊里，根本找不到“千煙”的跡象。那門庭的顯赫，過往的榮光，都在時光中湮滅了。
是那一如“蓮花座”的山巒遮蔽了嗎？
實際上，我能夠看到的也就是五六十戶人家的樣子，而且大部分都是人去樓空。其中，好幾棟房屋已經落了架，露出斷壁殘垣。而堆滿了農具、雜物的“隊屋”，據說原先是何氏祠堂。不過，我還是在雜草中的旗桿石上找到了答案。在古時，旗桿石是用來標榜身份，以及光宗耀祖的。沿著水街走，就能看到“烏石壁”山緊鎖的水口，以及石拱橋與土地廟，那高高聳立的紅豆杉、羅漢松、楠木、香樟、楓香，宛如村莊記憶的標本。相傳，村莊韓家坡的“閣老墳”，是何震之父秀三公的墓冢，因為沒有找到墓碑和其他文字依據，或者說無從找到銜接，心中不免打了一個問號。何震之父辭世后，為何要葬在外姓的坡地？韓家是墓葬之前，還是墓葬之后遷入的呢？問題是，現在的何田坑根本沒有一個姓韓的后裔。還有，以何震的美德與名聲，他父親的墳墓不至于只是一個土堆吧？村里老人說，一次次外遷，是村莊居住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何氏后裔人丁興旺，遍及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省。
裸露的夯土墻，斑駁的粉墻，疊起的青瓦，翹起的飛檐，門前屋后的棗樹梨樹，以及村中小橋流水的意境，還是那樣的古樸與安寧。屋前，溪邊，一家家連通溪水的池塘里，荷包紅魚、塘魚（草魚）悠然游弋，這應是村莊雞鳴犬吠之外的生動部分吧。村里沒有任何商業氣息，一點都沒有。隨處可見的，似乎是定格遙遠年月的畫境。
2018年的一個春日，我與畫家祝安峰兄訪問何田坑，煙雨中的村莊若隱若現，呈現著虛無縹緲的景象，看去似幻非幻，真的有一種奇妙的感覺。那山嵐，繞著山，纏著樹，挽著民居，恍若依依不舍。從村頭到村尾的水街不足千米，卻極具韻味與魅惑。我遠眺與俯瞰才發現，所謂的水泛蓮花的“蓮花座”，是山麓的疊嶂，以及山水形勝的意象。心想，何令通千年前相中何田坑風水的那天，是否也是這樣的春日呢？相對于自然的山水，千年也只不過是時間的刻度而已。
三
我最早關注大鄣山菊徑村，還是2011年的5月底，村口何氏宗祠內崇禎皇帝御筆題賜的“黃閣調元”匾額被盜了。
乾道，是南宋皇帝趙昚的第二個年號，只用了九年。按此推算，菊徑建村應是在公元1165年至1173年之間。相傳為菊徑村卜居的是婺源何氏始祖——何令通。而何令通出生于公元922年，卒于1019年，其間從宋太平興國四年（979）開始隱居在芙蓉山（靈山）修道。若是按此說法，那是他在生前就相中了菊徑儼如“馬蹄印”的風水。對地方史頗有研究的何宇昭兄告訴我，菊徑何氏應是何令通的兒子從何田坑先遷樂平，然后再遷菊徑的。但，為何沒有直接從何田坑遷往菊徑，至今還是一個謎。
比口頭上的流傳更具權威性的，還是譜牒的載記。據菊徑的康熙版《何氏宗譜》說：“婺之菊徑、大田、梅田、田坑，鄰之樂平、德興、浮梁、鄱陽，恍然十二派同一祖，十二地為一宗何。”更為榮光的是，此譜竟然有朱熹、文天祥、周必大等碩儒名臣為之作序。
眾所周知，祠堂的興盛與中國傳統的“崇祖睦族”觀念有著直接的關系。“祠堂”作為名稱的出現，早在漢代，當時祠堂建于墓所，亦稱墓祠——“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漢書·張安世傳》）。而“立祠堂之制”的是婺源人朱熹，他在《家禮》中說：“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至于“許民間皆得聯宗立廟”已是明代嘉靖年間的事了。
婺源古屬徽州，又是“文公闕里”，程朱理學對婺源影響深遠——“自唐宋以來，卓行炳文，固不乏人，然未有以理學鳴于世者。至朱子得河洛之心傳，以居敬窮理啟迪鄉人，由是學士各自濯磨以冀聞道。”（光緒版《婺源縣志》）崇祖睦族，崇尚孝道，成了婺源人的生活理念與宗旨。而宗族下的祠堂，無疑是村落的核心，祠堂的建筑規模也就成了姓氏宗族歷史背景與家族繁盛的直接體現。菊徑村二百六十戶左右，在不同年月卻建有宗祠、支祠六座。“粵自菊徑聚族以來，即創有歷代宗祠，云礽相承數百載。于茲迄今，相傳人物麟儀儀、鳳師師，家聲丕映，以稱徽之巨室大族者，固其世植令德，亦詎非廟貌常新，我祖式憑之靈哉……”（《文端公復創宗祠文引》）這是一代名臣何如寵為菊徑復創宗祠所寫。何如寵不僅博學多才，還是個大孝子——他入職翰林院時，“聞父病，歸家探視；父歿，守孝三年。回京后，授編修。母老，告假回家奉養。”相傳，何如寵識認先祖在菊徑，還為村莊建宗祠捐銀三千兩。于是，就有了崇禎皇帝御筆題賜的“黃閣調元”匾額的由來。
“參天之樹，必有其根；環山之水，必有其源。”想必在遙遠的年代，不像現在對名人如此追捧、渲染。不然，一個何如寵就足以爭得不可開交了。在婺源，除了何田坑、菊徑之外，還有賦春、言坑、項山、箬坦、澤山、思溪、金盤等地都姓何。然而，無論婺源有多少村莊姓何，都是從何田坑發脈的。若是再往源頭去追溯，那就是中國何氏的發祥地——廬江郡（今安徽廬江縣）。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天下何氏出廬江。
何田坑、菊徑，雖然都屬婺源的東北部，但隔著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何令通能夠從何田坑跋山涉水到菊徑游歷，并且獨具慧眼，看到了后有靠山前有活水中的“山水相通，氣運不絕”。
村口的香樟、祠堂、太平橋，一如繞村而過的溪水，在經年述說著菊徑久遠的故事。從澤山到菊徑，是我徒步訪問的路線。澤山的何氏宗祠，幾年前在何況兄的倡導下，已改成了“澤山書堂”，開始拓展了祠堂的功用。秋日里，我登上前山的茶地里，看到粉墻黛瓦的菊徑村依偎著樟綠楓紅的后山，而溪水清亮如環，緊緊地抱著村莊。看來，菊徑從村莊開基，完全是依照“八卦”形進行設計建造。難怪，后人將菊徑村稱為“中國最圓的村莊”。
循著何令通隱身婺源修道的路徑，我去了靈山。當年，他在江灣人江文采資助下建造的碧云庵，早已成了廢墟，留給我的只有蓬勃的茅草與荊棘。不可思議的是，他在靈山修道的四十年里卻為婺源，乃至徽州留下了一個個堪輿“杰作”。比如：婺源江灣、濟溪，安徽宏村等，都是他卜居與規劃的。時光，可以流逝掉許多事與物。而行走在這些村莊，我依然能夠看到青山依舊，碧水長流，依然能夠在粉墻黛瓦間感受到理想家園的溫暖。
四
詹盛從廬源走進青山環抱的慶源，“見其宅幽勢阻，外隘中寬，不減太行之盤谷、武陵之桃源，乃慨然曰：真隱者之所居也。于是，舍廬故址，于唐廣德年間遂謀卜筑而徙居之，因號其地曰小桃源。厥后子孫日以蕃衍，基業富饒，遂世居之。”（《慶源詹氏宗譜》）
那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事了。
慶源村不僅講究風水擇地，規劃建設還擇山選水。最初，桃溪的河道是在村莊西面山腳的，而慶源村是個船形的村落，水從“船”邊過，就意味著“船”已在河岸上擱淺了。
擱淺了的村莊，還能有多大的發展？
破解擱淺的辦法就是人工改道，讓河道從村中“破肚”而過，這樣，溪水始終從“船底”流過，村莊就不會擱淺了。即便有再大的水，只會讓船行得更遠。事關人丁興旺、村莊發展的大事，村里人誰敢怠慢呢？
而那棵作桅桿的銀杏，也就是當時種下的。有了這樣的桅桿，船形的慶源村能不揚帆遠航興旺發達嗎？明代翰林大學士詹養純、武將詹天表、清代進士詹軫光，以及有譜可查的撫臺、知府上十人。民國時期，村里還走出了兩位馳名中外的富商巨賈：詹福熙在上海壟斷上海照相器材市場，成為滬上大亨；詹勵吾在中緬公路開鑿之際，壟斷了生活、建材物資的供應，他為向母親盡孝道，耗巨資在村里建造了中西合璧的“百壽館”——敬慎堂……
秋分過后，我瞇著眼坐在慶源水街的路亭里，陽光從高聳的千年銀杏濾下來，恍惚，迷離，投在潺潺的溪水里，宛如幻境。
類似慶源村的船形村落，還有王氏卜居在思口的漳村，全村有八大石缸，卻沒有一口水井。船形的村落忌諱挖井，一旦挖井就寓意村運漏了。而船形的漳村，揚帆的桅桿是村中的香樟樹。
漳村宛如風燭殘年的祠堂，始終銜接著村中王姓宗族的記憶。南宋末年，自王壽泗從浙源卜居漳村，先后出仕三十多位，有十位文士著作傳世。其中，乾隆時官至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的王友亮，給村莊增添了神秘的傳奇色彩，他有《雙佩齋文集》《駢體文》等十三卷著作，并收入《四庫全書》。而錄自漳村王氏宗祠的聯文——“經濟文章，曾幸廣鄉崇世祀；孝友信義，早從大宋著芳聲”——應是漳村歷史文化的最好注腳。
五
古時，“建立村莊之際，乃依堪輿家之言，擇最吉星纏之下而筑之，謂可永世和順也。”婺源人朱熹如是說。
有業內人士曾對《中國風水》一書作過統計，明清時期有風水名家二十六人，婺源籍就占了九人。其中，游朝宗、游克敬、江仕從等不僅名聲在外，婺源許多村落的卜居他們也功不可沒。
事實亦是如此。
在徽州六邑之一的婺源，先人選址建村，主要就是選山擇水。首選的地方必然依山傍水，或者是面水臨山，有了山有了水，村莊就有了來龍與去脈。風水的核心思想是人與自然的和諧，而婺源人從選址到建村都把風水貫穿了活動的各個過程，因而趨吉避兇也就成了人們“卜居”的終極目標。
風水學中“山厚人肥，山瘦人饑；山清人秀，山濁人迷；山駐人寧，山走人離；山勇人勇，山縮人癡；山順人孝，山逆人虧”等對山形吉兇的評判，就成了理想村落的選址標準。而對水的選擇，除了有財富的象征意義之外，想必是出于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
往往，在婺源每一個聚族而居的村莊，譜牒上都記載有他們始祖卜居吉地而后家族興旺的過程。比如據《婺南云川王氏世譜》記載：唐季，始祖太中大夫王云“視此地山柔而秀，水深而長，氣象風土有非尋常者比，因卜居焉”。又如《清華胡氏統譜》中記述：唐文德元年（888）夏，始祖散騎常侍胡學“侍父曈公游婺源通靈（元）觀炷香，道經清華，見其地址清溪外抱，形若環璧，群峰疊起，勢嶂參天，曰：住此，后世子孫必有興者。遂由古歙黃（篁）墩而徙居焉”。再如江灣汪口“背負龍脈鎮山為屏，左右砂山秀色可餐，前置朝案呼應相隨，正面臨水環抱多情，南向而立富貴大吉”。（《汪口村志》）還有，紫陽鎮符竹村是唐末時歙縣篁墩的鄭思敬建村，因“地勢低洼狹長，遠望如竹筏浮于水面”。含義永不沉沒，后改名符祝村。而大唐后裔李德鸞，他在嚴田村“占得從田之簽，以嚴治家”。高砂鄉的星堂村，則是宋代進士胡仲君故里，“觀其山，云峰峙其南，星峰峙其北；觀基水，自北而南過圍墻由東而出，可謂山環水復”。
婺源的村落水口，一直被人們看成關系到村莊人丁興衰、聚散的場地，講究“天門地戶”，村門“天門”（來水方向）要打得開，村口“地戶”（去水方向）要閉得緊。江灣村“得水為上”，不僅山環水繞，村前有大河，還筑有水壩鎖住水口，用水圳引水入村。村前蜿蜒的河流，寬闊的水壩，以及“明圳粼粼門前過，暗圳潺潺堂下流”的圳渠，共同組成了江灣村的水系網。龍山村則“水口兩邊山來朝對，左夾右拱，蔥蔥郁郁，宛若龍焉”。（《龍山程氏新軒公之譜》）清華上堡村胡姓在建村時選“村在小溪北崖，背山面水，據險筑堡而自固”。溪頭村先人為建設水口，不僅栽樹，還以一萬石糧食的巨資,在村口人工堆成一個舟狀土石洲阜，宛如山崗，以至在水口形成了山回水轉的“羅星”景觀。考水村“水口兩山對峙，澗水環匝村境……筑堤數十步，栽植卉木，屈曲束水如之字以去……”（《仁里明經胡氏支譜》）
從族譜和有關記載可以看出，婺源古村落在風水理論的影響下，以“卜居”為手段，并通過村落依山傍水的形態，期許實現“人丁興旺、富祿永綿”的目的。
六
卜居，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特有的思維方式，它融入、滲透，還有積淀的，無疑是人們心理層面的審美文化取向，以及崇尚自然的環境觀。背山面水，三面環水，以及人工布局，構成了婺源村落選址的主要形式，而背后“不僅融入了‘天人合一’的環境觀與根深蒂固的宗族觀，還融入徽文化的精髓，從而形成了婺源村落多樣而又統一的自然環境空間模式”。
婺源古村落的遺存眾多，在“徽州六邑”堪稱代表。每一個村莊，都是先祖卜居之后，那些走上仕途又告老還鄉的“鄉紳”，以及“服賈四方”的茶商木商不斷建設的結果。山環水繞，滿目青翠，沿著蜿蜒的青石板路，走進小橋流水人家，是雞鳴犬吠，是濃厚的徽語方言與婺源地域物語的交織，那里生發與呈現的，依然是我們心目中理想家園的樣子。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如詩如畫的婺源鄉村，處處呈現山、水、橋、村、樹的布局，形成了小橋流水人家與田園牧歌式意境。婺源村莊的“卜居”，既是地域文化和民間風俗相融的烙印，更是婺源先人崇尚自然師法自然的認識與表達。
2018年12月28日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