娥姐是村衛生室唯一的醫生，她發布的信息包括：通知兒童打防疫針，老人測量高血壓，貧困戶、殘疾人到村衛生室檢查等。
轉了地球半圈，2019年春節返鄉，我終于與一張張滾燙的鄉親面龐相遇。正如梁鴻教授說：“一個歸鄉者對故鄉的再次進入，不是一個啟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親人們的精神與心靈。它是一種展示，而非判斷或結論。”
暮色初降，車子在豫中郟縣陳村外公路上停住。爺爺生前開的琉璃瓦廠舊址上，新建了“富豪古建瓦廠”，廠名旁掛著“就業扶貧基地”的牌子。道路兩側滿堂堂的，煙囪、工廠、雕花灰瓦。通向村里的路口，竟也找了半天。
十年記者生涯，我一直關注各種新聞漩渦中的村莊，如“盲井村”；出國留學的課題也是關注海外邊緣村莊——墨西哥古老的瑪雅村、美國“活在現代的古代人”阿米什部落，以及印第安人部落……也許是我功利主義的嫌棄，陳村，這個中原默默無聞的小村，干癟而無新聞，一直被我漠視。2018年母親一場大病術后，無意中對我說起：“你知道嗎？陳村你出生的西廂房都快要塌了。他們說拆掉吧。我說不中，得留住，給楠楠一個念想。”
于是我決定返鄉，去看看那個在我印象中沒有新聞的村莊。從2019年春節返鄉至今，這一年，我“臥底”卡車司機微信群，參加他們為遇難工友的捐款活動，我還經歷了有50年歷史的村莊小學被撤。喜怒哀樂，陳村的“新聞”，其實一直在延續。
“卡車協會分會長”
“‘老賴’已交錢，所有人停止打電話。”在近500人的卡車協會分會群里，商量對付欠錢的“老賴”是重要的命題，群主王曉偉在微信群發出語音指令，各種表情、文字、語音條閃爍，鼓勁的紅包標語是“攻擊老賴人人有責”“一定要把老賴打倒”。
群主王曉偉和“老賴”電話溝通，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無效后在群里發布“追討令”，詳細介紹“老賴”的惡劣欠債細節，例如，“今天推明天，一拖再拖。就這樣推了一年多。”然后會動員大家行動：“卡友們上班了！主打老賴手機號，大家都把他標疑似詐騙電話。”群里管理人員會提醒大家：“文明用語。大家切記咱是維權。別說攻擊的字眼。”直到追討條件談攏，群主會發布命令：“所有兄弟姐妹們注意了停止攻擊！聽總部命令。”
在微信群“臥底”半年，我目睹了十多起追討行動。而卡車協會分會長、卡車司機王曉偉，是我2019年春節返鄉深度接觸的第一個人。
那天，從瓦廠向南，步行路過干涸多年的水庫、新修的火車道，十分鐘就到400多口人的陳村。殘垣斷壁的老房子，很多都復墾成耕地，東一塊西一塊，點綴在房屋間，起起伏伏。
中原大地文化悠久，以陳村為中心，半徑10公里之內，就有蘇東坡父子“三蘇墳”、宋代官窯神垕古鎮、廣闊天地知青園等。而在我印象中，陳村的人們，世代在貧瘠的鹽堿地上刨食，種點玉米、花生、豆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悶聲不響。
離開多年，陌生的村莊，訪問什么？王曉偉進入了我的視野。他四十出頭，作為微信群“美麗家園陳村”上百人的群主，是村里的能人。如果不是在地下賭場“輸了一個廠、一輛車”，他可能不需要現在這樣拼。如今，他貸款買了50萬元的卡車，從背著氧氣瓶的青藏線開到廣州往返跑運輸。
王曉偉最在乎的，是微信頭像上印的身份：“卡車協會分會長”。農歷臘月二十五，從廣州出發，王曉偉把貨車開到陳村山腳下空曠地。第二天一早，他就帶領村附近的卡車司機們去協會總部河南某縣會師，參加春節聯誼會。
四五百名從各地趕來的卡友和家屬，在紅色簽名墻上寫下名字。音響轟轟、彩燈閃耀，搖臂專業拍攝。聯誼會的網絡直播地址一打開，各地卡友的點贊評論躍出。
“咱們協會的追討部，2018年成功地幫卡友們追回20多萬工錢，體現了抱團取暖的精神。”卡車協會易會長發言致辭，“中國有3000萬名卡車司機，互助組織很多。像我們一樣正規注冊、有2萬多人的協會，非常少有。”
“卡車協會專用酒”擺上桌，東北二人轉熱場，然后是歌曲《中國夢》。參加過湖南衛視大咖秀的模仿者跳著杰克遜太空舞，煙霧噴出，變臉又模仿起獠牙惡鬼。
一面面錦旗被卡友們送上臺，前來主持的河南電視臺主持人略顯激動地解說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卡車司機朋友們無論是遇到故障、翻車，還是亂收費，協會微信群消息一發，卡友們能幫忙的都趕來，有時送一個零件，就解決了燃眉之急。”
王曉偉被授予了優秀管理獎，水晶獎杯上是豎大拇指的圖案，他舉著給我拍照。在激昂的頒獎音樂中，卡車司機們從T字臺上場，領取榮譽證書，有的甚至還穿著厚絨睡衣。
聯誼會最高潮的環節是自稱“文化水平不高，只會說感謝”的司機點燃的。他叫東子，運輸途中遭遇車禍，妻子不幸去世，留下年幼的孩子。協會一號召，卡友們給他家捐了4萬多元。分會長講這個故事時，現場鴉雀，然后是雷鳴般的掌聲。
“前一段卡車司機小輝夫婦去世，上萬卡車司機送行。他們出事的青藏線我也跑，缺氧難受。”同桌的王曉偉感慨，“外人很難理解卡車司機的心酸，有的運蔬菜水果，一點不能耽誤，連續駕駛。有的運危險化工品，要考專門執照，處處小心。最氣人的是欠錢。”
卡友們說，現在的運輸信息大多在網站獲得的，有時打個電話就成交，也不簽合同。貨主登記他們的身份證、駕駛證，裝貨運到目的地，卸貨后才打款。有的借口貨品有損害等理由克扣工錢，甚至不給錢。
易會長解釋：“卡車司機文化水平大多不高，走法律途徑時間拖不起，很多都是一人養一家，月月要還車貸，成立追討部，就是應廣大卡友之需。”
追討部設置專門的事實核查員，都是義務志愿。他們先核實情況、收集證據，再打電話去跟貨主溝通。遇到“老賴”，就要用“集體轟炸”的土辦法了。
王曉偉琢磨：“最笨的辦法最有用，協會微信群動員司機們，都給老板打電話。老板每天接單子各種信息電話不敢錯過，一接就是要錢的，生意就沒法干，他們自然就想著還錢了。”
專門負責追討事務的余副會長，說現在遇到了新麻煩。被卡友集體騷擾過的老板，現在開始了智能設備“反攻”。
“協會負責人電話在網上是公開的，有的老板報復我們要錢的。用隱蔽號碼發消息打恐嚇電話，說什么要把你整的懷疑人生。我們壓力很大。”
聯誼會最前桌是協會邀請來指導的維權專家王金伍。王金伍義務支援卡車司機，卻對卡車協會的追討辦法表示擔心。“合理，但是不提倡。電話集體討債，屬于法律的灰色地帶。還是要簽合同，拿好證據走法律渠道。”
王曉偉覺得王老師有道理，現實卻有眾多無奈。車貸分期付款，一個月要還1萬多元。一人開車，積勞成疾、腰椎間盤出問題，和“老賴”走法律途徑實在拖不起。
第二天，他去買了紅漆，把門上的校名描得紅紅的
“因今年縣城開辦4所學校，從農村抽調200名教師，教學點只留1名教師，我們兩口子被調到中心小學任教，多種原因導致無人調任趙樓小學任教，學校撤了。”2019年教師節前夕，9月5日凌晨，收到陳村趙樓小學校長李占永的這個微信，我淚流滿面。這所有著50年歷史，培養過北大、復旦學生，曾經設立高中部的趙樓小學，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李占永還給我發信：“看到一個家長發的朋友圈，很難過，群眾是需要教學點存在的。”他轉給我學生家長的朋友圈，上面配圖秋天蕭索的落葉，上面寫著：“我一個人在家哭得稀里嘩啦，兒子在學校哭，人生為什么有這么多的分別與不舍。”
現在想來，2019春節我對趙樓小學的探訪和返鄉直播，竟成了最后的留念。學校被撤，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2019年春節，我回到趙樓小學，見到李占永。他說：“生存還是消滅？學生要是掉到個位數，這里是不是就被撤了。”在11個人的村教學點，李校長和劉老師夫妻是全部的師資力量。學校怎樣辦下去，這個問題總在心頭隱隱作痛。
校門上方的紅漆名，已經斑駁難辨認。進門，迎面是一大片土地，荒草間有綠色植物拱出，李校長介紹是“鄉土教學基地”。右側，排著一溜兒廢棄的教室，是上世紀60年代的老房子，刷著“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標語。
穿過舊房子，還有十幾間較新的房子。操場上，高高的桿子上，飄著五星紅旗。操場上，唯一的體育器材是一個乒乓球臺。
冬日枯葉蕭瑟，我端詳著空蕩的校舍。這里，曾開設初中和高中部，鼎盛時有幾百人。我的姑姑、叔叔等人都曾在這里上學。1977年恢復高考前，我父親19歲，是這里最年輕的物理代課教師。
看電視劇《大江大河》時，他感慨：“你想想，那時咱村的中學多厲害，恢復高考那年全縣考上本科的都不多，咱村考上好幾個，現在村里哪還有高中？”
人氣消匿，如今，這里的全部學生，一年級5個、二年級6個。李校長和劉老師每天滿負荷，交叉上課。教育局開會、日常校務需要處理時，一個老師外出，孩子不能單獨放教室不管。他們便把兩班合并在一個教室，一年級上課時、二年級做作業。
“一年365天，可以說350天都在這里。每天早上7點迎接學生，一直到晚上下學。真是‘一對一’輔導，手把手寫字。成績不賴，去年有次鄉聯考，我們得個語文第一、數學第二。”
李占永19歲師范畢業時就分在這個學校，后來輾轉在多個小學任教。2015年他又回到了這里，擔任校長。教了近30年書，他獲獎無數，指導的學生還得過全省奧數獎。
然而，村里一二年級學齡的孩子，有一半都不選擇在教學點讀書。
陳村是自然村，隸屬于1200多人的行政村趙村，這個小學是趙村唯一的學校。李校長分析：“現在很多家長打工，沒有精力照看孩子，做飯和接孩子耽誤做工。干脆送到外面寄宿學校、私立學校，收費高一點，圖個省事。”
教學點似乎被很多村民遺忘。包括我姑在內的幾個村民，一臉迷茫：“你去教學點了？咱村那個教學點還在？”
王曉偉夫妻常年在外開車，兩個兒子分別送去縣里的私立小學和中學。“不想上教學點，去外面公立學校又沒有戶籍，上不了。娃們從小學一年級就寄宿了，都是留守兒童。”
兒時調皮的玩伴小匪，現在是個常年輾轉在鄭州等地的吊車司機。他的女兒過兩年也要上小學，我問他：“去不去村里的教學點？妻子和父母在家都可以照顧。”他斬釘截鐵說不，“感覺家里硬實的都把孩子送外面了，去村教學點感覺都是家條件不好的，人太少，孩子上著也沒勁兒。”
其實李校長一直攢著勁兒，努力聚攏村里的學齡兒童。教學點離家近、老師水平不差，本該是村民首選。他曾經在村里貼喜報公布教學點成績，聯合村委會去做家長動員工作，去附近村人多的幼兒園提前宣傳等。
李校長心理明鏡似的，他甚至統計了2018年在村里辦婚禮的有8家。想著六年后，最多8個孩子入學，還不知道幾個能來，他又有點神傷。
最大的考驗，是私立學校的搶生源大戰。隨著城鎮化發展，縣鄉的教育資源越來越集中，應運而生的寄宿需求，催生著私立學校如雨后春筍般冒出。
每年五六月，私立中小學到各村布陣宣傳。李校長形容：“那場面，就跟保險公司推銷一樣，上門送禮物，校車免費接送，有的還承諾吃飯免費。有的老師有招生任務，招一個學生給幾百元。”
激烈的競爭中，李校長調整心態，對自己說，最重要的還是教育見實效，孩子們的學習成績、精神面貌才是“金字招牌”。
李校長認為，教學還得靠老師言傳身教，尤其是農村孩子家庭教育基礎差，得因材施教。對于缺師資、缺設備的鄉村教學點，多媒體教學資源，可以生動輔助音樂、美術等課程的教學內容。
“教學點有國家的數字資源項目，都是免費的。不過縣鄉中心校，多媒體資源更多，有配套老師指導。我們還是有差距，畢竟，教學點就兩個老師。”
從2001年開始實施的“撤點并校”政策，顯露的問題密集見諸媒體。很多學者認為，撤點并校阻斷割裂了兒童與自然、家庭、村莊之間的關系。代表鄉村一部分的村落學校的消失，相當于將已經長在身體里面的器官或骨架突然拿走，加速了鄉村社會的解體和蕭條。而優質教育集中并校的“托拉斯”效應，讓鄉村教育愈發失去競爭力。
李校長說，在教學點，他倡導陶行知的“教育即生活”理念，引導學生參與自我生活的改造。學生們在校園的菜地種芝麻、紅薯、油菜、玉米，收獲的食物共同分享。
李校長給我看他制作的視頻，帶孩子們去山里踏青、辨識植物，介紹螞蚱的“保護色”，孩子們的笑容，純真燦爛如花。他還在網絡上尋找關于中華傳統道德、尊老愛幼等視頻，定期放給學生，進行全方位素質教育。
理想豐滿，現實卻可能骨感。李校長很擔心11人是“紅線”。鄉里現在20個教學點，最少的就是11人。按照當地之前情況，10人以下的教學點就可能面臨被撤并的風險。
在教學激情和招生焦慮中，我眼前的李校長，把家安在學校，頭發油油的，嘴上起了火泡。第二天，我發現他去買了紅漆，搬來梯子，把門上的校名描得紅紅的。
如今，這個牌子成了絕唱。
麥秸垛、微信群和數字衛生室
記得小時候，村子最南邊的小橋是個很有儀式感的地方。紋路精致的石磨盤、琉璃瓦裝飾的青龍爺廟，橋下是溪水潺潺，白鵝天歌。夏日的傍晚，村民們都湊過來，拿碗菜半蹲著吃，聊到天黑，這里是鄉村公共信息的傳播場所。
那時，石橋旁不遠的晾曬場堆著迷宮般的麥秸垛，孩子們總是鉆來鉆去。場邊住著一戶人家，房子破舊不堪，孩子們也總是穿著寒磣，很害羞的模樣，很少到橋這邊見人。
多年后，在“美麗家園陳村”微信群，當年害羞的孩子之一出現了，微信名“劉三”。他喜歡發紅包、推表情，很是活躍。親戚告訴我，父母去世后，青年劉三去哈爾濱打工，當了上門女婿。路途遙遠，家里老人都不在了，一晃兒他十幾年都沒回村了。
微信群里，劉三喜歡做三件事：尋親、了解鄉情和匯報日常。“偉，你記得我嗎，我是你三哥。”“你那陶瓷廠還干著呢，沒放假啊？”“我干裝修活呢。”
有一次，他若有所思在群里發了句感慨：“娘在，家在。娘在，天在。”
當年看《出梁莊記》，梁鴻老師分次去探訪被城市化進程卷入的老家農民工，了解他們“如何彎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樣遠的道路，如何困于勞累和幸福”。如今，通過村莊的微信群，陳村那些在西安、廣州、哈爾濱等地的大地親人，得以數字化聯結，思想、情感、愛好躍然網上，鄉土中國的網絡新型“熟人社會”開始顯現。
給五保戶蓋的扶貧小單間，為啥他不住？養雞場離村太近夏天太熏怎么辦？村民熱議的公共事務，通過微信群空間，得以讓信息充分流動，大家商討想辦法。有一年，村附近工廠爆炸，炸裂了很多村民的窗戶。村民相互統計家里損失狀況，去向有關部門舉報，最后這家工廠被取締。
陳村微信群，如今還有了“機構入駐”，如村衛生室。娥姐是村衛生室唯一的醫生，也是群里的“公共知識分子”。她發布的信息包括：通知兒童打防疫針，老人測量高血壓，貧困戶、殘疾人到村衛生室檢查等。
娥姐父親是村里的老村醫，她兄妹幾人繼承父業，都學了醫。對于村莊，她是醫生，更是普普通通的村民。她在微信群有時語音唱個戲，發布的信息也融合著兩種身份：
“鄉親們，天氣冷了，多喝熱水，防止感冒。”“室內取暖防止煤氣中毒，不要在大柴火堆旁烤火。”“冬至別忘吃餃子。人生就像餃子，無論被拖下水，扔下水，還是自己跳下水，不蹚一次渾水就不算成熟。”
我去村衛生室找娥姐，路上使勁回想，小時她爸爸給大家看病，喜歡用土黃色的紙包著幾顆藥丸，疊成三角狀，不過幾分錢，卻很見效。
童年記憶中昏暗光線的衛生室，現在變得有點“高大上”。門口掛著“心理健康服務咨詢點”，進屋，滿眼信息應接不暇。四周墻上，貼著各式宣傳海報：“六道保障線保貧困人口縣內住院零花費”“健康知識問答”“縣健康扶貧遠程問診流程圖”等。
娥姐說：“現在交通發達，去縣里看病買藥都方便，來衛生室的人少了。這里診療費一次一元，大多是老人。不過現在，健康扶貧的工作忙得很。”
“搶當貧困戶，嚇跑兒媳婦；拒當貧困戶，榮宗展傲骨”，村里扶貧海報貼起來了，對口的人員都要行動起來。娥姐這小小的衛生室，也是扶貧的重要陣地。
她統計的健康扶貧基本情況，包括村民和貧困家庭兩大類，具體分18個項目，包括高血壓、糖尿病、心腦血管、重性精神病人數等。
娥姐介紹：“這幾年上面有要求，衛生室診治信息處方全部上網，錄入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管理信息系統。我這不會用電腦，學了好幾天。來，看看你奶奶的健康記錄。”
我返鄉的那天，湊巧是村里一年一度搭臺唱戲的日子。這些年，村里已經聚集了十幾家企業，請戲團的錢大多由他們贊助，1000元、2000元不等，豐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有的是主動交，有的需要村干部去“化緣”。今年，只有一家國有變電廠沒捐。
村干部跟我說，企業捐資贊助文化的傳統，是我爺爺生前開辦琉璃瓦廠時定下的，延續至今。“那時咱村的廠，是大家的集體企業，每年給村民分紅，現在都是私人企業了。”
站在琉璃瓦廠的舊址前，想著老人們給我說的村史。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爺爺和村里幾名長輩，開煤窯賠了幾十萬，走南闖北又開始新的征程。他們去從浙江買過群羊，從陜西趕回過驢子。有一次，去包頭送花盆，回來買了100多匹紅棕馬。他們包了一箱火車皮，運到市火車站。村里人去車站，把馬趕回來，浩浩蕩蕩，很是壯觀。
“馬很烈，訓練了很久，給鄉親們犁地。”
爺爺劉保健，去世20年。我有時會想，如果他健在，會用怎樣的互聯網方式再運回這一百多匹馬呢？也許只需要用手機點一點屏幕？
這就是我返鄉后看到的陳村，一切都那么波瀾不驚地運轉著，似乎也說不出有什么特別的“新聞”。但是，陳村鱗鱗爪爪的動向也都是時代變遷中的標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