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時常聽到這樣的聲音：在農村推行垃圾分類，可行嗎？
這是一個很現實，也很有意思的話題。
我們都知道，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就垃圾分類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強調要“形成以法治為基礎、政府推動、全民參與、城鄉統籌、因地制宜的垃圾分類制度”。“城鄉統籌”這四個字充分說明，垃圾分類不僅僅是對城市的要求，對于廣大農村地區而言，也是發展的題中之義。而眼前，全國各地正在推進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也必然會在更大范圍、更大程度內將這一工作提到議程上來。
當然，這并不能打消人們對于在農村地區實行垃圾分類可行性的疑慮。
回過頭去看，我國的垃圾分類最早就是在城市地區開始起步并推廣的。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北京市就開始提出垃圾分類。2000年建設部確定將北京、上海、廣州等八個城市作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正式拉開了我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工作的序幕。多年以來，可以說城市一直是垃圾分類工作的主戰場。近年來，垃圾分類工作取得了顯著進展，但整體來看仍處于起步階段，無論是在居民的分類投放環節，還是垃圾分類處理環節，仍還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而這也成為構成農村垃圾分類是否可行的質疑所在，一個隱藏的邏輯是：城市里面都沒有做到垃圾分類，在農村搞現實嗎？
表面來看，這樣的質疑或者不無道理。客觀上，我們必須承認，無論是從認識理念、起步基礎，還是硬件設施、經費投入方面，農村和城市相比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在很多農村地區，就連最基本的垃圾運輸處理的機制和設施尚不具備，在這樣的情況下，談農村垃圾分類，似乎有些過于理想化了。
是的，“理想化”，這是很多人在談到農村實行垃圾分類時的感受。十四年前，我在一次采訪中也曾經提出過這樣的疑問。被采訪的對象叫孫君，他是一位畫家也是一家民間環保組織的負責人。彼時，孫君和他的團隊已經在湖北省谷城縣五山鎮開展了兩年多的“生態文明新村”建設，其核心內容就是要“在農村推動垃圾分類”。
當時他面對的質疑聲音更大。他告訴記者，“在北方某縣，我給一位鎮長講垃圾分類，被他一口否決：‘文明、垃圾分類，在農村不可能實現，我在國外不吐痰，在中國就會吐，中國農村離生態文明差得很遠，孫老師你太理想化了。’”
現實是最好的回應。很多年前，在五山鎮這個我國中部地區的普通小鎮，垃圾分類這件在我國許多城市都難以做到的事情，已經成為當地農民生活中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生活習慣。更為可貴的是，這是在沒有任何項目資金支持的情況下，通過農民參與、專人清運，就基本實現了“垃圾不出村，污水不入河”。
十幾年后，當我們再度討論這個問題時，時代發生了更大的改變。孫君已經不再是當年艱難前行的理想主義者，他有了較高的社會知名度，他和他的團隊開展了很多鄉村建設的項目，其關于垃圾分類的理念也不再是一種“小眾化”的試驗，而是在很多地方推廣開來。而從更大的范圍來看，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垃圾分類也不再僅僅是一些民間環保者的自發行動，而是政府主導、農民主體的成熟實踐。從上海奉賢到湖南寧鄉，從浙江衢州到四川羅江，涌現出了諸多各有特色的農村垃圾分類先行示范試點區域。
當然，相對于廣大農村地區的“面”而言，這些地方只能算零星的“點”。但是這些地方或者說這些主體的實踐，確實讓我們看到了農村實行垃圾分類的優勢和潛力所在。從社會基礎來看，農村是個熟人社會，利用宗族親緣的關系，更容易發動群眾參與和相互監督，這就省下了不少本來需要投入的時間和管理成本；從產業基礎來看，可以通過規劃畜禽養殖園區，大力發展沼氣、培植林地等，使畜禽糞便、廚余垃圾變廢為寶，這樣可大大降低垃圾總量和體積，減少垃圾轉運中耗費的人力物力成本；從設施基礎來看，正是因為農村沒有成熟的混合垃圾收運體系，少了城市“破”的糾結和過渡，在條件適宜的情況下，反而能放開手腳做好“立”的工作，實現“后發優勢”。
而且對于農村而言，垃圾分類并不僅是單一的人居環境整治問題，更關系農村循環經濟的發展，村民自治機制的構建，乃至新時期農村文明的重塑。我們有可能期待，垃圾分類的實施，就像是一個小小的支點，為農村發展撬動更多的可能。
垃圾分類，城鄉有別。其實，這從來都不應該是“城市里面都沒有做到垃圾分類，在農村搞不現實”的二元思維，而是農村在實踐的過程中，如何立足于實際，找到一條適合農村特點的垃圾分類辦法。不照搬城市模式，農村垃圾分類完全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
而肯定農村垃圾分類的優勢和可行性，絕不是要無視農村的客觀條件和垃圾分類的基本規律。不能妄自菲薄，也別盲目加壓。步子可以慢一點、緩一些，走得穩一點、看得遠一些。任何習慣的養成都不是一夕之功，垃圾分類見成效，日本用了27年，德國用了40年，這真的是一件需要充分耐心與耐力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