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5月11日—12日
日程：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開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
這是新時代里，謀篇落子的第一個區域協調發展的國家戰略。
就像精密儀器的齒輪相互咬合，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一個復雜系統工程，通盤謀劃、辯證考量、創新破題、精準發力。
聽聽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上的一段話：
“疏解不是簡單搬家，也要以此為契機更新升級”“傳統產業在沒有新的產業替代、當地的勞動力就業不能得到保障的時候，不能簡單地一撤了之。不立不破，先立后破”。
看得辯證，思得周密，推得穩健。這也是十年來，總書記主持召開的第三場事關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座談會。
向前追溯，2019年1月，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地點就選在因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應運而生的北京城市副中心。
再向前，2014年2月，對京津冀來說，又是一個載入史冊的坐標。
習近平總書記召開座談會，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專題匯報。會議主題鮮明，會上，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成為國家戰略。
國家戰略，攸關國家興衰，事關國家安危；意味著國家的資源、國家的力量，在這塊土地上匯聚。
知和行
三場座談會，看中國的京津冀，看京津冀里的中國。
回望第一次座談會的時間窗口。2013年秋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拉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
轉過年來提到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何嘗不是一場迎難而上的重大改革？動的是利益的奶酪，破的是傳統的藩籬；立足的是21.6萬平方公里的區域，瞻望的是960多萬平方公里的浩蕩激流。
同時，在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后，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領航發展。如果以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為原點，向前追溯幾個月，“一帶一路”倡議一石激起千層浪，應者云集；向后過了一年多，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出爐，古老長江迎來新生。
之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相繼推出。區域協調發展布局，就像在古老而廣袤的大地上進行拼圖，這里一條線，那里一區域，點與線交相輝映。
從另一個維度去看。2015年10月，距離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出一年多之后，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就是在這次會上，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
協調，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理念內核。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在一次會上談到發展，就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里的先行和示范，從這一戰略實施，到新發展理念形成，正是一個從實踐上升到認識的歷程。
從明確思路、制定方案，到滾石上山、爬坡過坎，多少次到京津冀調查研究，多少次擺上案頭，多少次進入會場，多少次審時度勢、把脈定向。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第二次座談會，召開于2019年，新發展理念當時早已深入人心。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召開前的調研，處處呼應五大理念：
到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去看創新；到雄安新區“千年秀林”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綠心”，去看綠色；到天津港碼頭，去看開放；到雄安新區的政務服務中心和天津和平區的一個社區，去看共享。而每一場活動，聚焦的也都是協調，調研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落地和推進。
一路梳理下來，可以說，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撬動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格局，踐行著新時代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舉一例。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而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重點指向的，正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這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
問和答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也是中國一以貫之的堅持。
第一次座談會召開前，京津冀一體化并不是個新鮮事。在那之前，再向前追溯30多年就已有“首都圈”的概念，京津冀區域規劃編制也早已啟動，但一直未能落地。
“北京吃不了、天津吃不飽、河北吃不著”，京津冀發展的不均衡、不協調廣為人知，但就是痼疾難改。
破局難，難在利益藩籬，難在行政隔閡，更難在思維定式。
2014年2月，在召開第一次座談會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考察，看得通透：
“京津冀發展合作走到今天這樣的程度，光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已經不行了，光靠簡單的來回相互走動已經不靈了，光靠孤立地簽訂幾個協議已經不足了。”
“來回走動一次，吃一次飯，過去還要喝一次酒，簽一個協議，搞一個儀式，然后各干各的，這種淺層次的合作甚至是形式大于內容的合作，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必須進行頂層設計，用頂層設計指導、引領、推動合作。”
頂層設計，是抓大事、謀長遠之舉，是一次深層次的“重構”。
首先是思維的重構。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一次座談會上反復強調，要“自覺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抱成團朝著頂層設計的目標一起做”。
京津冀紛紛自我審視。
北京說：“我們不能求大而全，忙著自個兒去吸引、集聚”；
天津說：“在北京和河北之間，要想想我們自己的定位”；
河北講：“我們不能光想從京津得到什么，也要想他們需要什么，我們能做什么”。
規劃先行，重構區域定位。
在第一次座談會召開后的幾年間，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首個跨省級行政區的京津冀“十三五”規劃、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河北雄安新區總體規劃、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詳細規劃等重磅文件相繼推出。燕趙大地，藍圖疊加施工圖，新路通達新方位。
京津冀的國家使命是什么？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新型城鎮化的探路者、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在黨中央提出高質量發展之后，京津冀的定位有了新變化：成為引領全國高質量發展的三大重要動力源之一。
時間到了2023年的第三場座談，新時代進入新征程，中國式現代化闊步向前。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座談會上明確提出新定位：“努力使京津冀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先行區、示范區”。
這一定位再次標注了一個新的里程碑。從高質量發展到中國式現代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澎湃著理論的光輝、實踐的偉力。
點和面
重構，不僅是區域一個“面”的再定位，也是區域內每一個“點”的再出發。
有的地區重構是小修小補，在京津冀這里，是大刀闊斧。
比如北京，習近平總書記明確其“四個中心”的核心功能：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功能之外的，多做減量、少做增量，疏解非首都功能成為一個浩大工程。
比如定位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的雄安新區，在一片空地上拔地而起，堪稱奇跡。它和北京、天津，構成等邊三角形，形成鼎足之勢。
細讀《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這份著眼于未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前瞻性規劃綱要，全面描繪了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宏偉藍圖。
區域協調發展，平衡點和面的關系是其中要義。
“既抓重要問題、重要任務、重要試點，又抓關鍵主體、關鍵環節、關鍵節點，以重點突破帶動全局。”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深邃思考中，京津冀協同發展是“面中有點”“以點帶面”“點面共進”。
再說雄安新區，它無疑是以點帶面的壯闊試驗。召開第一次座談會同年的10月，習近平總書記對《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總體思路框架》批示指出：“目前京津冀三地發展差距較大，不能搞齊步走、平面推進，也不能繼續擴大差距，應從實際出發，選擇有條件的區域率先推進，通過試點示范帶動其他地區發展”。
6年時間，雄安新區如同相伴成長的千年秀林一般，初具規模、生機勃勃。
點與點間，也應錯位發展、和而不同。此次座談會上，總書記對北京“新兩翼”的思考，句句指向的是融合發展、錯位發展：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要處理好同雄安新區的關系”“要處理好同中心城區的關系”“要處理好同周邊地區的關系”。
“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區兩個新城，形成北京新的‘兩翼’。這是我們城市發展的一種新選擇。”恰如圍棋中的“做活”之策——構成兩眼，盤面皆活。
如今看兩翼，北京城市副中心，2019年以來北京市級機關1.7萬人遷到副中心辦公；雄安新區，央企在新區設立各類機構140多家。
從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更大盤面觀察區域協調發展，也就能在更高的層次理解點和面的聯動效應。
“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在新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更強調自主創新。這次的座談會，總書記寄予京津“雙城記”殷殷期望：“要把北京科技創新優勢和天津先進制造研發優勢結合起來”“提升科技創新增長引擎能力”。
對京津冀協同發展而言，“雙城”是極其重要的支點，地區生產總值占區域總和近六成。“北京、天津要持續深化對河北的幫扶”，以點帶面，最終實現區域內發展水平的相對平衡。
北京以南，有了雄安，北京以北，支點在哪？習近平總書記思慮已久。
張家口，借北京冬奧的春風，享譽世界。京張鐵路一路向北，撬動的是北京以北和北方一大片地區的發展機遇。
將鏡頭投向整個中國，以點帶面在更大的版圖牽引，彼此交映、連點成面。
海南，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揚帆起航；深圳，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范”，轉型跨越活力更顯；上海浦東，擔當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新使命；浙江，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漫漫征途行而不輟……
一場場實踐思想偉力的壯闊試驗，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車輪加速前行。連點成線、織線為面的中國引力場，“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時和勢
每一次座談，都沉潛著習近平總書記對時與勢的思考。十年破題，因時而動，循勢而往。
從第一次座談到第二次，“謀思路、打基礎、尋突破”，一路走來殊為不易。
從第二次座談到第三次，“保持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穩扎穩打，勇于擔當，敢于創新，善作善成”，這些理念思想，深植京畿大地。
大黨，大國，大時代。一邊是大國之重、時代之變，一邊是舉重若輕、從容應變。
第一次座談會召開之際，是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之時。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傳統的增長路徑變了，在區域協調發展中一邊調結構、一邊穩增長，蹚出一條新舊動能轉換新路徑。
到了第二次座談會召開之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事關全局的根本性變化。
再到此次座談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入新征程，實現高質量發展成為首要任務。
從“落后時代”到“趕上時代”再到“引領時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有了更豐富內涵。波瀾壯闊的現代化進程，一場靜水深流的變革，它的時代大背景里，還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突飛猛進，勢必對區域協調發展提出新的要求。
京津冀就行進在歷史之中。
發展的每一步，都在取舍。
疏解非首都功能，是“牛鼻子”。“城市功能并非多多益善，而是過猶不及”，減量與轉型，是京津冀發展相融的關鍵一招。
北京成為全國第一個減量發展的城市。
誠然，減法不易。從算地方賬到算總賬，轉變從來知易行難：單就說一個服裝市場，背后聯動稅收、產值和就業，減下去后又浮上來的問題，誰來管誰來解決？
習近平總書記審時度勢，為三地產業的大挪移解除后顧之憂：“不要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不拿這個作為唯一考核標準，不要怕因為某些產業不留在北京會影響政績”。
壯士斷腕，會有傷筋動骨的痛，也會有發展巨大慣性，但歷史進程不可逆轉。
北京在減，天津和河北也在減。
“河北要切實抓好壓減六千萬噸鋼、六千萬噸水泥、四千萬噸燃煤、三千萬箱玻璃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一次座談會上，明確列出了任務單。
減量發展，騰挪出的是高質量發展的空間。
這次河北之行，習近平總書記看的都是高質量發展的方向所在。一塊田——旱堿地麥田，科技賦能糧食安全；一個運煤的港口——黃驊港煤炭港區碼頭，正在綠色低碳發展。
到了石家莊，深入調研創新發展，一個是中國電科產業基礎研究院，一個是石家莊市國際生物醫藥園。創新協同、產業協作，在京津冀大地上有著生動實踐。
黃驊港和“一帶一路”相銜接。往返穿梭的船舶，既是國內大循環的蓬勃內需，也是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更深度融入世界的大勢所趨。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棋局，與“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子幾乎同步，也同“一帶一路”倡議相銜接。二者的雙向聯動，區域協調的經緯越加宏闊，暢通的是國內國際大循環。
謀和干
跨越中國，視野如一。
在上海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跟當地干部說了這樣一番話：“上海是全國的上海，上海要更加堅定地在國家戰略下思考和行動。上海的發展絕不可能獨善其身，上海的發展也絕不可以獨‘惠’其身。”
謀的關鍵，正是格局視野。
時間沉淀下“全局”與“一域”的空間辯證。
區域外，從東北平原到長江沿線，從黃河流域到南海之濱，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宛若星辰，交相輝映。
區域內，在北京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可以考慮，把北京現有高端制造業的制造環節、其他制造業的整個產業鏈轉移到天津、河北”“北京則集中資源把創新的事業做大做強，創新成果到天津、河北實現孵化和轉化”。
不扔垃圾，不甩包袱，不掰手腕。十年贏得了一個多方共贏的新局面：北京從“大而全”轉向“高精尖”，天津強化承接載體建設，“鋼鐵第一大省”綠色嬗變……“北京疏解、津冀承接，京津研發、河北轉化”的協作鏈條日漸清晰。
時間沉淀下“保持定力”與“只爭朝夕”的時間哲學。
建設，規劃先行。規劃要慢，“把每一寸土地都規劃得清清楚楚再開始建設”。有兩年時間，雄安幾乎未動一磚一瓦。白洋淀畔，要打造的是一個沒有“城市病”的未來之城，是“留給子孫后代的歷史遺產”。
繪藍圖，要保持定力，蓄積的是改變未來的力量。一旦繪就，就要拿出“只爭朝夕”的干勁。
“來而不可失者，時也”，這是分秒必爭的奮斗；“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這是久久為功的定力。時間觀，是世界觀，也是奮斗觀。到了白洋淀，一行遒勁大字撲面而來：“新時代是奮斗者的時代”。協同發展的京津冀，恰是創業者的熱土。
每一項國家戰略，都在宏闊的時空維度中沉穩演進。每一個新時代的創業者，都在激情燃燒的奮斗之路上奔忙不歇。追風趕月，一刻不停，篤行不怠。無數“快”的星火，集光成芒，照亮國家戰略行進的浩瀚征途。
流年馳隙，山川新顏。
國家戰略的最終落點，仍是群眾觸手可及的溫熱。
三次座談，跨越十年。時與勢在變，但“人民”作為主題詞，始終重若千鈞。
“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最終要體現到增進人民福祉、促進共同富裕上。”此次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關涉公共服務、就業、教育、醫療、生態等方方面面。
成就有目共睹，比如生態。
衛星云圖“灰鍋蓋”，華北地下“大漏斗”，昔日生態環境是京津冀的民生之痛。
民有所呼，政有所應。沿著時間長河溯流而上，第一次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大氣污染聯防聯控”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優先領域”。
釘釘子精神，鍥而不舍。聯合作戰，戰果斐然：2022年京津冀二氧化硫年均濃度較2014年下降超過80%，PM2.5年均濃度下降超過60%。“APEC藍”再也不是稀缺品。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155平方公里核心區的最中央，不是高樓林立的商務區，也不是行政辦公區，而是規劃面積達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綠心森林公園。習近平總書記兩次來到這里植樹。
十年樹木，棵棵相連終將成林。“努力使京津冀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先行區、示范區”，激蕩京畿大地，廣大干部群眾正以更加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推進各項工作，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不斷邁向新臺階。
未來在望，大道如砥，行者無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