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5日
張宇
現任渭南市潼關縣職轉辦副主任。2017年4月至今在潼關縣城關街道慶豐村任第一書記
在距潼關縣城北3公里的地方，有一個美麗的村莊——慶豐村。這里岳瀆相望，民風淳樸。2017年春天，我有幸做了這里的第一書記，從此，這里的1315戶5926人都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落日余暉，漫步村野街巷，孩子嬉鬧，小狗穿梭，每每此時，我總是想起這一年來駐村工作的點點滴滴。在這里，我想給大家說說我們村的那些事。
消失的街巷流動商販
駐村工作，經常會與群眾在田間地頭和街巷照面。一天晌午，我和岳瀆景區的同志從村上的黃花菜基地往回走，遠遠看到管南巷口圍著一圈人，我們的好幾個貧困戶都在那里。
我心里正尋思著，莫非村里來了耍猴的了？快到跟前時，才看見大家圍著一輛農用小三輪，三輪車上放著幾個黑乎乎、臟兮兮的塑料大桶，桶里邊是醋、醬油、辣子醬、粗鹽、油等，這些食用的物品沒有加蓋任何遮擋防護，任由風沙塵土飛揚其中。一問，醋一塊錢一斤，醬油一塊五一斤，其他食品價格也非常親民。商販一邊用手趕著圍在面醬桶上的蒼蠅，一邊給貧困戶老劉往瓶子里裝辣子醬，嘴上還不忘給大家介紹著他的產品：貨真價實質量好。但這些不經意間散發出陣陣讓人說不出的怪味的食品，家里條件好的人都圍在跟前看，并沒有買，只有老劉、老孟和老陳那幾戶貧困戶在買。商販直感嘆這么好的東西卻沒啥人買，生意越來越難做了！
我問買了辣子醬的老劉：“這醬好吃么？”
他說：“好吃！用熱饃饃一夾，香香的。”
我說：“還香？你看那桶也不蓋，土都吃進去了。”
他說：“便宜么，這一大瓶子才3塊錢。咱窮苦人，命不值錢，成天跟土打交道呢，吃了身體沒事。”
我說：“有事就遲了，你沒看電視上說這些人賣的東西不能買么？這些對身體傷害太大了！”
這回，老劉不好意思地笑了：“知道，知道，咋能不知道么。還不是咱日子不行么，你看人家日子過得好的，誰買這呢？”
老劉這么一說，我倒沒話說了。可不是么！你在這里當第一書記呢，你的貧困戶是這些流動商販的“忠實”買家，你還嫌你的貧困戶買了，哪個條件好的人愿意買這些廉價劣質品呢？我在反問自己，為自己感到臉紅。
一連幾天吃飯時，我總是想起那些圍在三輪車邊買東西的貧困戶，他們就因為是貧困戶就低人一等嗎？我要讓這些流動的黑心商販在我大慶豐沒有市場。我想通過大家的捐贈，先為貧困戶籌集一部分資金，用于每月的油鹽醬醋等補助，讓他們吃上安全放心的調料。但我也有顧慮，畢竟大家已為貧困戶做了很多，每個干部也有自己的小日子要過。后來，在與縣鎮村干部的交流中，我把自己的見聞跟大家談了，并試著了解大家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所有跟我交流過的同志都表示愿意盡自己的力量改善貧困戶的生活需求。于是，在慶豐村脫貧攻堅臨時黨支部會議上，我向所有幫扶干部講了貧困戶購買流動商販廉價食用品的事。大家建議采取黨員干部捐款和單位籌集資金的形式，先募集一部分資金，用來補貼貧困戶日常油鹽醬醋生活開銷，待秋季村合作社有了收益時，再拿出一部分資金建立長效補貼機制。
臨時黨支部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大家很快就籌措了35400元。按照每戶每月50元的標準制成購物卡，按月發放給貧困戶，自此，慶豐村的貧困戶告別了吃粗鹽和調色醬油的日子。秋季收苞谷的時候，那個開著三輪車拉著各種食品桶子的商販又來了。他村前村后轉了很多圈，大家都在圍著看，有人跟他開玩笑說：“今后，你不用到我村來了，沒人買你的東西了！”
商販不緊不慢地說：“不急，你村還有幾個人沒來呢？那個腿不美的，老愛買我的東西。”
旁邊老薛歪著頭斜看著他說：“你不用等了，我村里來了個第一書記，你呀，今后在我村上沒市場啦！”
大家哄笑著，商販得知村里的貧困戶也能吃上超市里的正規油鹽醬醋了，悻悻地又問了好幾個人后，就開著三輪車走了。這一走，離現在也10個月了，我再也沒見到那個沿街叫賣的商販。
爭當貧困戶的女人
一天，我正在村部院子更換電子顯示屏上的標語，村支部書記老楊在清理院子的樹葉，一個衣著光鮮看起來比較富態的中年女子抱著孩子，領著一個白發弓腰的老婆婆向我們走來，那人一看見老楊就陰陽怪氣地說：“喲，村里來了個女書記，你堂堂的大老爺們都變得這么勤快了？”
楊書記說：“大老爺們掃個地咋了？村干部也要與時俱進么！你看你，怕是又來說你媽當貧困戶的事了吧？”
那人說：“是，但今天不找你，找這個縣上來的第一書記！”
她咄咄逼人地問我：“你就是村上的第一書記沒錯吧？”我點頭。
她說：“你承認就好，我問你，為啥不給我媽辦貧困戶！”
我并沒有接她的話，而是掏出自己低血糖時吃的巧克力遞給孩子，順勢抱過孩子采了一朵小花掛在孩子耳朵上逗著玩。幾次女人要接過孩子抱，娃都躲在我肩膀上。女人看孩子被我逗得笑個不停，語氣平緩了許多，她說：“給我媽辦個貧困戶咋樣？我媽年齡大了。”
我笑著說：“行么，嫂子，我不了解老人的情況，她要是比咱村關明、俠娃這些貧困戶可憐，或者你看要是和咱村里這58戶誰家的情況一樣困難，村里就給上邊報。”
她看貧困戶公示欄時，我一邊跟孩子玩一邊又給她講了貧困戶的政策。那女人走時，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就是來問問，我這條件，我媽要是當了貧困戶，人家都笑話我呢。”
老楊望著她的背影說：“這個人呀，為了讓她媽當貧困戶，到村里鎮里縣里都鬧過好幾次了，誰說都聽不進去，把咱村干部罵的，沒想到讓你說著笑著把她的火給泄了。”
飛到北京的桃子
2017年夏天，天氣異常炎熱，田地里的玉米葉子都擰在了一起，一切都奄奄一息、垂頭喪氣的樣子。我和扶貧辦的同志從管南走訪了一早上，剛回到村部，熱得也不想吃飯，洗了把臉，準備睡一覺，出來潑臉盆里的水時，看到村口的老槐樹下，楊老漢端著大老碗，一邊吸溜著面條，一邊跟身邊的梁嫂拉著話。他們正熬煎著段名成片的西瓜和已經成熟的桃子咋賣得出呀。
只聽楊老漢說：“咱農民就是可憐，一年忙到頭，遇到這吃人的鬼天氣，可惜了！”
梁嫂說：“最讓人恓惶的是黎家莊老陳家，早上我下地去，看到老陳拉著一架子車桃去縣城賣，老漢兒說，將就著賣賣算了，能換幾個錢是幾個錢，要不全爛在地里咋辦？”
楊老漢說：“哎，我剛摘花椒回來，碰到老陳了，他從縣城回來還剩半架子車桃。老漢兒說，桃本來就熟過了，被人一翻，軟得皮就爛了，更沒人要了。眼看快12點了，他要趕緊回去給他那兩個可憐的傻傻娃做飯呢，就又把沒賣完的拉回來了。”
聽了楊老漢和梁嫂的對話，我再也安然不下了。戴上帽子，叫了村上的支部書記老楊，老楊塞給我一個饃夾紅辣子，我們邊吃邊向段名走去。
去段名要經過黎家莊，剛走到黎家莊的路口，正好就碰到70多歲的老陳，他正奮力拉著一架子車桃子，智障的兒子和兒媳在邊上護著車子往回走。老陳穿著打補丁的黃膠鞋，褲腿挽到膝蓋上，灰色的布褂子被汗水全部浸濕了，貼在身上。由于用力，他黝黑的手臂上冒出一道道青色的筋，像一條條蠕動的蚯蚓。他兒子和兒媳走起路來，腿撂得很高，東拐西擰的，讓人總擔心他們會摔倒。老陳看到我和楊書記向他走來，就剎住了架子車，急忙挑了一個最大最紅的桃子，在褲子上蹭了蹭遞給我。他跟我和楊書記打著招呼，稀疏的頭發緊緊地貼在頭皮上，醬紫色的臉上布滿滄桑，而他那小心卑微的眼神讓我不覺心頭一陣刺痛。那一刻，我想到了我的父親！接過老陳遞過來的桃子，喉嚨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樣難受，我狠狠地向桃子咬下去，心卻在抽搐，只想要把困擾著農村與農民的貧窮和困苦全部吞噬。我暗下決心，一定要盡自己的最大力量，幫他們渡過難關！
楊書記接過老陳的架子車把，在前邊拉，我和老陳在邊上用力推，老陳那可憐的兒子和兒媳遠遠地跟在后邊，傻傻地癡笑著。那天我買了老陳200多斤桃子，并把桃子送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同時在個人微信朋友圈發了一首打油詩：“慶豐老陳志氣堅，自產桃子水又甜。老陳年邁銷售難，懇請各位解愁難。”并配上了老陳奮力拉車、兒子兒媳奮力推車、又紅又大的桃子、老陳汗濕衣背、老陳腳上的破膠鞋等照片。朋友圈發出不到一個小時，我的手機就成了熱線電話，親朋好友通過微信或電話與我取得聯系，很快預售出1500斤桃子。后來，我又將老陳家桃子銷售困難的情況向縣級包聯領導做了匯報，有了縣級包村領導和縣鎮村幫扶干部的共同努力，大家集思廣益，發動各方力量，一時間，老陳的果園里人頭攢動。黨員志愿者和社會各界愛心人士紛紛通過各種渠道，入園義務為老陳和其他西瓜種植戶采摘、銷售，聯系商家，老陳的桃子和其他瓜果種植戶的產品，不但走進了許多機關干部的家庭，進了超市，還通過快遞飛到了北京、廣東等地。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不到一個周，我們就將段名、黎家莊群眾滯銷的瓜果銷售一空，解了群眾的燃眉之急。
掛在村黨委書記門上的蘿卜
省臺辦為村上爭取了排污管道項目，去年秋天的時候，工程已經全面開工，我和駐村的干部每天都會去村南村北走上幾趟，看工程質量和進度。
一天接近中午，察看完村北的施工情況，村支部書記老楊和我一路說一路聊，走到老楊家大門口時，我們被眼前滑稽的場面怔住了。紅色的鐵門閂上，耷拉著兩個帶著綠葉子的大白蘿卜。我好奇地問：“嫂子不在家嗎？咋把蘿卜掛在門上？”
楊書記掏出一支煙，點上，有些生氣地說：“咋能是你嫂子掛的？保準又是段名那個拉文掛的！”
說話間，老楊接通了拉文的電話：“拉文，把你的蘿卜趕緊拿走，給你說過多少遍了，不要給我門上掛這掛那的，你就是不聽。今天你要是不把你的菜拿走，以后你家再有困難，就少來找我！”這個典型的關中漢子，人高馬大，一身正氣，為人光明磊落，說話開門見山。
不知道電話那頭拉文說了些啥，掛了電話。老楊說：“這個拉文，可憐又可氣，按說村上給她解決一些困難，辦一些實事，也沒有啥么，是國家政策好，是大家的集體行為。可這個拉文，非要把這個好記到我個人頭上，非要感謝我。這不，前些天她家電線壞了，村里給她接上，修好了。她今天就給我送蘿卜來了。”
我說：“送就送么，掛到你門上干啥？”
老楊說：“拉文是個可憐人，咱幫她是應該的么！但這個人固執得很，她一天老是覺得我給她辦了天大的事，有幾次到我家來，給我送菜，我不要，給她說不用感謝我，但她不聽。我就急了，說，再這樣，今后就不準到我家來，再有困難也少到村里來找干部幫忙！”他吸了口煙接著說：“咱農村人說話本來聲音就大，再加上我脾氣不好，把她嚇得人出去了，東西也帶走了。可誰知道，她一出門就把東西掛在門上了！”
聽到這里，我笑了，老楊繼續說：“哎呀，這個拉文一天愛出去撿東西，她一撿下差不多一點的菜，就今天給我門上掛個蘿卜，明天給我掛個辣椒，好說歹說都不聽。你說咱作為村上的干部，只是做了最本分的工作，就被群眾這樣記掛著，有時心里真是覺得為老百姓做得太少了。”
楊書記說到這，我忽然想起夏天那會，我和縣總工會的同志去拉文家看她病后恢復情況。敲了半天門，拉文才把頭從門縫探出來，一張飽經滄桑的臉在花白短發的映襯下，顯得更為蠟黃，她穿著男式長背心，褲腿挽到大腿上。得知我們來了解她病情時，顯得比較局促。她的院子比較大，但院內擺滿了爛盆子、爛桶、爛水缸。她最大的愛好，就是撿東西，別人不要的東西，在她眼里都是寶貝。時間久了，她的院子，屋子，睡覺的地方，做飯的地方，都被堆得嚴嚴實實、亂七八糟了。她還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家里養著幾條流浪狗，房子里還養著兩頭豬，她沒事的時候就去縣城的飯店拉潲水，好一點的她吃，不好的狗和豬吃。沒有人能攔住她，改變她。為了她有一個舒適衛生的生活環境，駐村以來，大家每隔幾天就會到她家幫她一起收拾整理，但每次她都有些不歡迎，甚至有些反感。
那天看到她家又亂得不成樣子，大家拿起掃帚、鐵锨正準備幫她清理，她大聲喊道：“都不準動，不準急！”大家被她的呵斥給鎮住了。只見她從豬槽邊的縫隙里拿出一把長刀，向大家走來，邊走邊把刀刃在褲子上上下左右來回蹭。我當時心里真是慌了，正準備招呼大家撤退，誰知她走到狗窩邊，撿起一個碗口大的西瓜，用刀劈開，很快切成幾塊，讓大家吃，并信誓旦旦地解釋西瓜是自己地里的，絕不是撿來的。大家不吃，她便急了，說大家看不起她，嫌棄她。于是，每個干部吃了一塊，她才高興得與大家一起整理起來。關于拉文的事就講這么多，是不是既充滿戲劇性，又讓人痛心呢？
安紅的新房子
安紅30歲了，是一名看起來白凈瘦弱的小伙子。他總是偏著頭，從來沒有正眼看過任何人。后來，我知道他從小就得了精神類疾病，時好時壞，好的時候，形影不離地跟在他媽媽身邊，可以去給人鋤地干活，摘花椒，掙錢補貼家用；病犯了的時候，就比較兇，罵人打人。
我沒見過他犯病的時候，每次去他家，他總是靠在墻腳，偏著頭，斜著眼睛靦腆地看我。我跟他說話，他像小孩子一樣低聲回答著。他媽媽已經70多歲了，很早就守了寡，原本跟著嫁出去的女兒一起生活，但放心不下安紅這個兒子，就天天守著他過日子。
安紅家的土木房子已經有些年頭了。去年雨多，房子后背墻倒了一半，屋頂也爛了一個大洞，安紅媽媽每天就在那個沒有后背墻、沒有屋頂的地方給安紅做飯。我和包聯干部動員她蓋兩間新房，安紅媽一聽，直搖頭，她說：“蓋房的事，想都不敢想，錢在哪里呢？安紅的路還很長，我要不在了，安紅該咋辦呀？”說到這里她淚水縱橫，一臉的愁苦。
沒事的時候，我就去與安紅媽坐在門口的長條石頭上拉家常，聊著聊著，就聊到了安紅的房子上。我與安紅媽說這些的時候，安紅往往斜著頭靠在門口的土墻上，一臉茫然地看著我們。那天，我跟安紅媽說：“姨，蓋房錢的事，你不用愁，村上可以找工隊先給墊錢蓋著，蓋好了，縣上有補助，余下的，大家一起想辦法。”見安紅媽還是不說話，我又接著說：“安紅的房蓋好了，可以給他踏磨一個媳婦，有了房子說不準就能把媳婦給引來了呢。”老人家終于說話了：“蓋了房子，能引來媳婦最好不過了。山里邊的，寡婦，帶孩子的，或者合家的，都能行。以后安紅有個人照應，我到了陰間也能閉上眼睛了。”老人好像一下子有了希望和精神。
做通了老人的工作，年一過，我就籌劃著安紅的房子。先是與縣住建部門做了銜接，房子蓋好通過驗收后，會一次性補助25800元。短缺也就五六千元，村上合作社和園林公司入股的分紅可以由村主任個人墊付先分給安紅，剩余的一兩千元，我們也做通了安紅幾個姐姐的工作，她們答應一人出幾百元接濟弟弟。至于新房里的家具之類，編辦的領導和同志，已經答應房子一蓋好，就把自己家里的一些沙發、桌子、衣柜等送給安紅。
安紅家的新房蓋得很順利。6月初的時候，安紅家原來的舊房子已經被兩間嶄新的平房代替：米黃色的門，新式的鋁合金推拉窗，雪白的墻，米白色的地磚，還有編辦同志送來的床、沙發和衣柜等。
那天，我正在亢家寨與市總工會的同志一起商量生產路的改造施工方案，安紅媽給我打來電話。電話中，老人家一改往常直截了當的說話風格，卻有些神秘地說：“張書記，你一會忙完，到我屋來！我給你說話。你一個人來。”
我還沒來得及說話，她就掛了電話。這一通神秘的電話，使我有些擔心，就準備馬上去安紅家走一趟。街道辦的同志看我急匆匆的樣子，就招呼我坐他的車一起去。一到安紅家門口，我就大聲地喊：“安紅，安紅。”
安紅媽邊在屋里答應著，邊迎了出來。聽著老人家輕松歡暢的聲音，我懸著的心放下了。老人家看我還帶了一個人，有些不自在，也有一些不情愿。我趕緊解釋說：“接了你的電話，我怕安紅有啥急事，就往這邊趕，剛好街辦這位同志開著車，就把我送過來了。”
安紅媽臉上的表情緩和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其實也沒啥事，把你害得趕曳的。”說這話時，她的胳膊輕輕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我不知道她是有意還是無意，就沒在意。當我與安紅繼續說話時，安紅媽又碰了我一下，這次我明顯感覺她老人家是故意的。我看她時，她給我偷偷使了一個眼色，低聲示意我進房子里說話。我跟她來到新房子里，心里想著，老人家究竟想給我說啥呢？這時，她從糧食柜里拿出一塑料袋黃黃的杏子，不由分說地塞到我懷里，說：“這是我女兒給我拿的，甜核的，給你。”
情況變化太突然，我有些措手不及，連忙擺手說：“不要不要，您自己吃。”
老人家拉住我，低聲說：“聲音小些，不要拉扯，你一定得收下。只有一袋杏，給你就沒啥給外邊那個人了，不敢讓外邊的那個人聽見了。”
我明白了老人家的良苦用心，內心感動不已。多可愛的親人吶！其實老人送我的不是杏，是一份情，一顆心。不能屈了老人家的一片好意，我從袋子里掏出四五個杏子，告訴老人：“姨，我胃不好，不敢吃杏，吃了胃泛酸。這幾顆，我和外邊那個同志分著吃。”老人還要讓，我擋住了，說：“姨，下次你漏下漿水魚魚兒了，給我留一碗，我要吃。”老人家開心地笑了，說：“只要我娃不嫌棄我，下次我做下了，一定叫你。”
離開安紅家的時候，安紅站在新房前的梨樹下，樹影罩在他的臉上，他仍然偏著頭，斜著眼睛看著我們，白凈的臉上一片茫然。安紅媽站在門口給我們招手，那種望眼欲穿的眼神，就像每次我從娘家走時，媽媽送我的情景。我在想，也許有一天，有一位大山里的女人，拖家帶口愿意與安紅合家，照顧安紅的生活。那時的安紅，日子一定會過得安安穩穩紅紅火火吧。
親情難忘，初心不改
駐村以來，對于父母、愛人和孩子，我虧欠得實在太多。那天，貧困戶方戰家的花椒丟了，我正忙著走訪調查看監控，母親打來電話小心翼翼地問我：“我娃你是不是犯下啥錯誤了？咋越干還越干到農村去了？一天沒黑沒明還下這么大的苦！”
我安慰母親：“媽，是黨相信你娃，才叫你娃去農村的。”
去年在孩子中考的關鍵時期，正值全縣精準識別的重要階段，我每天除了入戶調查，開會評議，還要填寫大量的扶貧表格。那一陣子，中廣核風電項目剛在我村落地，需要與幾百戶群眾協調用地、補償、清表等問題；段名的排污末端管道正在施工，稅南的生產路正在上水泥，需要每天去現場察看工程進度，監督工程施工質量。每天從早到晚，我都異常忙碌，有時連吃飯喝水的時間都擠不出來。
那天，我正在安紅家與安紅媽商量她家危房改造的事，兒子突然出現了。原來孩子中考剛一結束，就從西安來村里看我了。與孩子一起回村部的路上，我滔滔不絕地給他講村里貧困戶成為企業股東的事，部隊和愛心企業給村子捐款的事，省臺辦投資100萬元給村子修排污管道的事，以及市總工會修廣場和生產路的事，還興奮地把村上的黃花菜基地指給他看。孩子幫我撫弄了一下被汗水粘在臉上的頭發，心疼地說：“媽，我終于明白一個母親為什么可以在她兒子臨近中考的三個多月時間里，對孩子不管不顧，甚至一個電話都不打的原因了。也理解為什么當時爸爸生氣地說，‘你媽瘋了，連自己的媽都不要了，還要你我干啥呢？’媽，在兒子心里，您是偉大的，也是稱職的！”
去年11月底，我被醫院確診為病毒性心肌炎，醫生警告我如果不及時治療就會有生命危險，但我住了幾天院病情好轉后就帶著藥重返工作崗位了。有人問我：“你都快40歲的人了，又不是年輕娃，這不要命的工作，到底圖個啥？”
我說：“我圖個對得起良心，圖個不辱使命！”
今天的慶豐，每一條生產道路都變成了水泥路，每一塊地都變成了水澆地。全村已有49戶145人實現脫貧。我也切身感受到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還有很多，時刻感受到身上的壓力和擔子，并告誡自己：我有使命，不敢怠！
來源：陜西先鋒
